余罪盯着屏幕右下角那个一闪而过的代码框，手指立刻在键盘上敲击。防火墙已经切断连接，但日志还在。他调出技侦组的备份记录，把那段被拦截的数据重新还原。
坐标结构出来了。一串数字加字母的组合，像是某种内部协议的地址标识。
“这不是普通信号。”他说，“是系统自动生成的节点呼叫。”
安怡站在他旁边，耳机还挂在耳朵上。她没说话，直接打开自己的终端，登录国际法医协会的私有网络。这个平台平时用来交流学术案例，但现在成了他们唯一能快速触达海外同行的渠道。
她把脱敏后的脑神经偏移样本上传，附了一段简短说明：请求协助解析该通信协议是否曾在其他国家出现类似痕迹。
发送成功。等待回复的时间很漫长。
余罪转头看她。“你觉得有人会回？”
“会。”她说，“只要他们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她没再多解释，而是打开了另一个窗口。翻译工作开始了。尸检报告、药物残留分析、脑电波图谱……这些原本只有中文记录的资料，必须按照《国际司法医学证据提交规范》重新整理。
她叫来了两名懂英文的年轻法医，三人分工协作。余罪在一旁看着，发现她对术语的要求非常严格。一个词不对，整段就得重写。
“决策偏移指数模型”这八个字，她反复修改了三次才定稿。最后改成“Decision Deviation Index Model”，并在括号里加上详细解释。
“外国人不认概念。”她说，“他们要看数据怎么来的。”
几小时后，第一份英文版证据摘要包完成了。里面不仅有文字说明，还有动态图表。点击就能看到七国受害者的脑波变化曲线，时间轴完全对齐。
余罪接过文件，导入主控系统。他准备在下次视频会议中使用这份材料。
就在这时，安怡的电脑弹出一条新消息。
她的导师回信了。德国慕尼黑法医学院的教授，在看过初步资料后，发来一份未公开的研究文献。标题是《意识干预实验受害者病理特征对比分析》。
文档里提到，东欧某国曾在六个月前发现一起类似案件。受害者有相同的微型针孔痕迹，神经药物残留成分与滨海案高度一致。
“他们早就动手了。”安怡说，“只是没人意识到这是同一批人。”
余罪立刻把这个情报标记为关键补充项。他重新调整行动计划草案，在“跨区域一致性证据”部分加入了法医端的生理共性描述。
这样一来，其他国家再质疑，就不再是空口无凭。
但他知道，光有证据还不够。得有人愿意站出来支持。
安怡开始联系她在国际刑警顾问团任职过的前同事。她用自己的邮箱发送加密邮件，附件里是最新整合的提案文档。
她在信里写道：“这不是单一国家的问题，而是一场针对现代社会治理系统的精准攻击。”
第一条回信在一个小时内到达。巴西的一位法医专家表示愿意提供技术支持，并分享本国未公开案件的部分参数。
紧接着，土耳其和埃及的同行也传来消息。他们都看到了相似的异常体征，但一直无法确认来源。
余罪把这些新增数据全部导入全球红点地图。原本七个节点，现在又多了两个待确认位置。
他马上向省厅外联办提交加急申请，引用国际专家背书作为依据。两小时后，临时授权下来了。允许有限度开放UTC+8 04:17周期内的监测数据接口。
通道打通了。
安怡没有停下。她担心信息传输过程中被截获，自己写了一个轻量级加密脚本，专门用于保护附件安全。
余罪看着她敲键盘的样子，忽然说了句：“你这哪是法医，简直是黑客。”
安怡抬头看了他一眼，嘴角动了一下。“我只是不想我们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桥，被人一句话就拆了。”
两人短暂对视，谁都没再说话。然后同时转回屏幕，继续工作。
指挥中心的灯一直亮着。外面天色早已全黑，但他们谁也没注意时间。
国际法医协会的工作群开始滚动新消息。欧洲几位专家加入讨论，提出可以建立临时数据交换池，由第三方机构进行交叉验证。
这个建议和之前会议上安怡提的方案完全吻合。
余罪立即更新协作草案，加入“基于法医数据交叉验证”的模块。这次不再只是中方单方面输出，而是真正形成双向反馈机制。
他知道，这意味着事情正在起变化。
以前是他们在求别人相信，现在是别人主动想了解真相。
安怡那边还在收邮件。她的导师又转发了一份瑞士实验室的检测报告，里面提到一种新型神经调控剂的代谢周期，正好能解释为什么受害者的症状会持续十四天。
这条信息补上了最后一块拼图。
余罪把所有新材料打包，命名为TC-NX7_INTL_UPDATE_0418，上传至国际刑警共享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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