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十八日，深夜十一点半。
上海的夜生活才刚刚进入高潮。霞飞路的咖啡馆里，依旧飘着浓郁的咖啡香；百乐门的舞池中，衣香鬓影，爵士乐慵懒而缠绵。这座不夜城，还沉浸在它最后的浮华旧梦里。
而在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里，司令盐泽幸一少将，正端着一杯威士忌，得意洋洋地对各国记者们吹嘘：“各位放心，四个小时，最多四个小时，我们就能解决战斗，占领整个闸北区，恢复上海的秩序。”
他为什么这么自信？因为他面对的，是一支在他看来装备落后、士气低落、而且没有得到政府支持的中国“地方部队”。他觉得，这不过是一场轻松的“武装游行”。
午夜十二点整，当日历翻到了“一月二十九日”这一天。
日军兵分几路，在装甲车的掩护下，猛虎下山般扑向了闸北区的中国守军阵地。装甲车钢铁的履带，碾压在青石板路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刺耳声响，像死神在磨着它的牙齿。
盐泽幸一在指挥部里，点燃了一支雪茄，悠闲地等待着。他在等中国军队崩溃的消息。
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消息。
两个小时过去了，前线传来的消息是，日军在每一条街道都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寸步难行。装甲车被塞满了炸药的黄包车堵在了巷子口，变成了燃烧的铁棺材。
三个小时过去了，消息是，日-军伤亡惨重，请求增援。帝国的士兵，在那些黑暗的、迷宫一样的弄堂里，被从屋顶、窗后、甚至下水道里射出的子弹，成片地打倒。
四个小时过去了，盐泽幸一等来的，不是胜利的捷报，而是他吹下的牛皮，被十九路军将士用生命和鲜血，狠狠地踩在了脚下，摔了个粉碎。
战斗的惨烈远超所有人的想象。
闸北，是上海最贫穷的工人聚居区之一，街道狭窄，房屋密集。这种地形，让日军的重炮和坦克优势，几乎无法发挥。这反而成了中国军队最好的堡垒。他们在每一座屋顶，每一扇窗后，每一个街角，用简陋的步枪和手榴弹，迎接日本人的飞机和坦克。闸北，变成了一座巨大的、血肉横飞的绞肉机。
咱们来说一个细节。
闸北有个小贩，叫陈阿大，平时就靠一副扁担，两个箩筐，走街串巷卖点针头线脑、雪花膏过活。开战那天晚上，一枚炮弹在他不远处爆炸，巨大的气浪把他连人带货摊掀翻在地。他从废墟里爬出来，耳朵嗡嗡作响，看着那被炸得粉碎的箩筐和散落一地的货物，没哭，也没喊，只是默默地捡起了那根被熏黑的、还算完整的扁担。
就在这时，他看到有几个士兵，抬着一个伤兵从火线上跑下来，人手不够，担架歪歪斜斜，伤兵的血流了一地。那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娃娃兵，肠子都从肚子里流了出来，他疼得满脸是汗，还在哭着喊“娘”。
陈阿大只觉得一股热血“嗡”地一下就冲上了头顶。他二话不说，扔掉箩筐，扛起扁担就冲了上去，一头搭着担架的前端，另一头架在自己瘦弱的肩膀上，用尽全身力气吼了一声：“走！”
他跟着士兵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后方医院跑。脚下，是滚烫的弹片和湿滑的血水。身后，是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他这辈子，从没跑得这么快过。
有人在路上认出了他，喊道：“阿大，你的家当都没了，不心疼啊？”
陈阿大咧开嘴，露出一口黄牙，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笑着说：“摊儿没了，命还在就行！命在，摊儿还能再摆！这些当兵的娃要是没了，阿拉上海就真没了！”
一根扁担，两个箩筐，这是他全部的家当。他舍弃了家当，却扛起了一个民族的脊梁。
这就是上海的市民。他们或许平时精于算计，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和十九路-军站到了一起。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工商界的大老板们，一天之内就凑了上百万的军费，送往前线；女学生们，剪掉了心爱的长发，跑到医院当护士，给伤兵喂水喂饭、写家书；就连青帮大佬杜月笙，都动员起门下的数万门徒，组织起救护队和情报队，刺探日军情报，维持后方治安。这位上海滩的“地下皇帝”对着手下人放出狠话：“日本人要是能占领上海，我杜月笙的名字倒过来写！”
整个上海，被这记警钟，彻底震醒了。它不再是一盘散沙，而是被这共同的敌人，凝聚成了一块坚硬的、滚烫的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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