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武汉的焦土，还在冒着余烟；当广州的城头，已经换上了太阳旗。
中国的抗战，进入了最黑暗、也最艰苦的对峙阶段。
所有的沿海、沿江重要城市，全部沦陷。中国，被彻底封锁成了一个内陆国家。
很多人，包括日本人，都觉得，这场战争，该结束了。
中国的海岸线，没了；最富庶的平原，没了；几乎所有的工业区，都没了。当时的国民政府，被硬生生地，挤到了西南一隅，一个叫“四川”的盆地里。
在日本人看来，这只是一场“最后的抵抗”，是苟延残喘。他们觉得，只要再加一把劲，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就会彻底崩溃、投降。
然而，他们又一次错了。
他们不懂得，一个民族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时，能爆发出多么坚韧的生命力。他们更不懂得，那片被群山环抱、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土地，在危难关头，会挺起一根何等坚硬的脊梁。
这一章，咱们要讲的，就是那段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封锁中艰难求生的岁月。
故事，就从这座全新的战时首都——重庆，开始。
一九三八年底的重庆，是什么样？
它不再是那个偏安一隅、悠闲度日的山城。它变成了一个巨大而混乱的工地，一个拥挤不堪的避难所。
从上海、南京、武汉，沿着长江逆流而上的人流、物流，像百川归海一样，涌进了这里。政府官员、工厂老板、大学教授、普通市民……操着南腔北调，挤满了重庆的每一条街道。
当时的重庆，流传着一个段子：“你走在街上，随便一块招牌掉下来，都能砸到三个‘长’——不是部长，就是校长，再不济也是个厂长。”
但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压力。住房紧张，物价飞涨，粮食短缺。
更可怕的，是头顶上，那挥之不去的阴影。
这个阴影，来自日本的轰炸机。
日本人占领了武汉之后，就以武汉的机场为基地，对重庆，发动了长达五年半的、惨无人道的“无差别战略轰炸”。
他们想用这种方式，彻底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
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
这一天，是重庆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那天的天气，出奇地好，太阳明晃晃地挂着，晒得人暖洋洋的。小学老师刘安国，正在一间简陋的教室里，给孩子们上课。他讲的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突然间，一声长长的、撕心裂肺的、像鬼哭一样的嚎叫声，划破了长空。
空袭警报！
刘安国脸色煞白，猛地合上书本。“快！都别拿东西了！往防空洞跑！”
警报声，成了这座城市，每天都要奏响的背景音乐。
数千枚燃烧弹和炸弹，被投掷到了重庆最繁华的市区——渝中半岛。
木质结构的房屋，瞬间被点燃。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整个渝中半岛，变成了一片火海。
刘安国，后来在回忆录里，记录了那一天的景象：
“天是红的，地是红的，连长江的水面倒映出来的，都是红的。空气里，全是木头烧焦的味道，和……人肉烧焦的味道。我看到一个母亲，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已经被烧成焦炭的婴儿，跪在地上，不哭，也不闹，就那么跪着。她的眼神，是空的。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人最大的悲伤，是没有眼泪的。”
轰炸，成了重庆的日常。
但防空洞，也并非绝对的安全。
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一个闷热的夜晚。
日军又一次发动大规模夜间轰炸。数万市民，涌进了十八梯附近一个巨大的防空洞里。
洞里，挤得像一罐沙丁鱼，空气又热又粘，混着汗臭、屎尿味和恐惧的味道。由于通风不畅，加上极度的恐慌和拥挤，一场可怕的窒息惨案，发生了。
先是孩子们开始哭，接着女人们开始尖叫，有人喊着“没气了！”，人群就像烧开的水一样沸腾起来。在那个不见天日的洞穴里，人们为了呼吸到一口新鲜空气，互相推搡、踩踏。孩子的哭声、女人的尖叫声、男人的咒骂声混成一团，最后都变成了微弱的呻吟。
当第二天清晨，洞门打开时，活着走出来的人，寥寥无几。洞内，尸体堆积如山，数千人，就这么活活地被闷死、踩死在了里面。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六五大隧道惨案”。
面对这样的轰炸，这样的惨案，重庆垮了吗？
没有。
这座城市，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
白天被炸成废墟，晚上，幸存的市民就自己动手，清理瓦砾，搭起简易的窝棚，第二天，照常开张，照常生活。
街边的茶馆里，人们一边躲着警报，一边喝着盖碗茶，用最恶毒的四川话，骂着天上的日本鬼子。
一个重庆的“棒棒”（搬运工），对着外国记者的镜头，咧开一口黄牙，笑着说：
“越炸，老子越不走！看哪个先遭不住（撑不住）！”
一个城市的气质，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的气质。这种“你打你的，我活我的”的乐观和坚韧，就是重庆的脊梁，就是天府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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