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八年深秋，重庆的雨，总像是老天爷哭不尽的泪，带着一股子沁骨的寒意，执拗地往人骨头缝里钻。凌啸岳将黑色呢子大衣的领口立得更高些，几乎要遮住半张脸。冰冷的雨水打湿了他的额发，几缕黑发贴在饱满的额角，更衬得那双深邃的眼眸如寒潭般不可测。皮鞋踏过青石板路时，溅起的细碎水花在巷口昏黄的路灯下晕开层层涟漪，旋即又被接踵而至的雨丝打散，如同他此刻纷乱的心绪。他习惯性地、几乎是无意识地摸了摸腰间——那里，毛瑟枪冰冷坚硬的轮廓隔着单薄的衣料传来熟悉的触感。这金属的寒意顺着指尖蔓延，一路抵达心脏，像一根细小的冰针，时刻提醒着他身处何地，肩负何种使命。这是他在无数次生死边缘舔舐过刀锋后，刻入骨髓的本能。
贫民窟深处，那间“老方修表铺”的卷帘门在“咔嗒”一声轻响后，缓缓升起寸许。一股混杂着机油、铜锈和旧木头的气息扑面而来，与外面潮湿的雨气形成了鲜明对比。昏黄的台灯下，老方枯瘦如柴的手指在精密的齿轮间灵活跳跃，仿佛不是在修理钟表，而是在演奏一首无声的序曲。座钟沉闷的滴答声，与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交织在一起，谱成一曲诡异而又安心的节拍，这是他们这类人最熟悉的背景音。凌啸岳的目光锐利如鹰，瞬间便捕捉到老人左手小指那截显眼的残缺。那道陈年伤疤在台灯下泛着淡粉色的、近乎透明的光泽，像一枚隐秘而光荣的勋章，静静佩戴在那里。只有真正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革命者，才会有这样的印记。凌啸岳心中微叹，这便是他们的宿命，伤痕是最诚实的履历。
“凌少校，您的新身份。”老方头也未抬，枯瘦的手指将一个厚实的牛皮纸袋推了过来。他的声音沙哑低沉，带着长期熬夜和烟草的侵蚀，却透着一股让人信赖的沉稳。凌啸岳伸手接过，指尖触到纸袋的粗糙质感，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袋内，整套身份证明静静躺着，仿佛在等待赋予他一个全新的灵魂。那张上海荣记洋行总经理林文轩的名片，边缘烫着精致的金纹，在灯光下闪烁着低调而奢华的光芒，与他此刻的落魄环境格格不入。“淞沪会战前您在法租界的档案我都补全了，细到您在哪家咖啡馆喝过咖啡，和哪个洋行大班打过交道。”老方拿起其中一份文件，用放大镜仔细照着，“连汇丰银行的账户流水都做了三个月的，每一笔进项出项都合情合理，经得起推敲。”他顿了顿，指了指伪造证件上的钢印，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与郑重，“用的是真钢模，南京档案馆那边……代价不小。有位兄弟，为了这个，没能回来。”
最后一句话轻得像一阵风，却重重砸在凌啸岳的心上。他默默点头，指尖拂过身份证上自己的照片。照片上的男人梳着油亮的分头，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嘴角噙着一丝恰到好处的、略带精明的微笑。那陌生的模样，让他有瞬间的恍惚，几乎认不出自己。三天前，在歌乐山训练营，他还是那个能徒手拧断敌人脖子、眼神锐利如刀的军统少校凌啸岳，身上散发着铁血与硝烟的气息。而此刻，镜中倒映出的，却是个典型的江南商人，连眼神都刻意收敛了往日的锋芒，变得温和而内敛，像一块被精心打磨过的玉石，藏起了所有棱角。他轻轻摩挲着照片上的“林文轩”，心中暗道：从今天起，凌啸岳已死，活下来的是林文轩。这个认知，带着一丝悲壮，也带着一份决绝。
“沈小姐的记者证用的是《中央日报》的真壳子。”老方忽然压低了声音，目光警惕地扫了一眼四周。墙角的老式收音机正咿咿呀呀地播放着周璇的《天涯歌女》，那甜腻婉转的靡靡之音，如同一张无形的网，巧妙地掩盖了他们的对话，“她在南京的人脉背景做得很扎实，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留过洋，父亲是江南有名的实业家……连报社总编辑的签字都是模仿的，笔锋神韵，分毫不差。”
木门被“吱呀”一声推开，带进来一阵刺骨的冷风，裹挟着更多的雨意。紧接着，一阵清脆的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由远及近，笃、笃、笃，节奏明快而富有韵律，像是在敲打着某种无形的鼓点。凌啸岳的神经瞬间绷紧，几乎是本能地侧身，手无声地滑向腰间——尽管他知道，在这里，枪并不能轻易示人。转身的瞬间，他的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一股难以言喻的惊艳与陌生感攫住了他。眼前的女人穿着一袭月白色的旗袍，料子是上好的真丝，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旗袍勾勒出她玲珑有致的曲线，领口别着一枚圆润光洁的珍珠胸针，随着她的动作微微晃动，散发着低调的奢华。烫成波浪的长发松松挽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和优美的颈项，几缕碎发垂在脸颊旁，平添了几分妩媚。这与他印象中那个在朝天门码头，穿着劲装、眼神凌厉、能在百米开外精准射击的女战士沈安娜，简直判若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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