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卷着运河边的芦絮，扑在玻璃柜台上，柜里那辆锃亮的“永久”牌自行车，擦得能照见人影。庄建国趴在柜台沿上，手指头在玻璃上划了个圈，圈住了那车的横梁——墨蓝色的漆，亮得晃眼，车把上的电镀件，在秋阳底下泛着冷光，像极了电影里那些骑着车穿梭在县城马路上的干部模样。
他咽了口唾沫，喉结滚了滚。
这已经是他第三十六次来供销社看这辆车了。
售货员老陈头嗑着瓜子，眼皮都没抬：“建国啊，又来看车？你小子啥时候能凑够那一百二十八块五？”
庄建国咧嘴笑了笑，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黝黑的脸上透着点不好意思：“快了，陈叔，快了。”
他说完，攥了攥兜里的粮票，转身往镇外走。脚下的土路坑坑洼洼，硌得他布鞋底子发疼，可他心里头，却揣着个热乎乎的念想。
这念想，藏在他家床底下那个铁皮匣子里头。
匣子是当年他爹在厂里当学徒时，师傅送的，锈迹斑斑，却被他擦得干干净净。每天晚上，等爹娘睡熟了，他就悄悄爬起来，摸出藏在起来，摸出藏在枕头下的几毛几分钱，踮着脚溜到床底，打开匣子，把钱小心翼翼地放进去。匣子里的钱，有毛票，有钢镚，还有几张皱巴巴的块票，都是他从牙缝里抠出来的。
庄建国在镇办的农机修配厂当学徒，一个月津贴十五块，在同龄人里不算少了。可他一分钱都舍不得乱花。厂里管午饭，糙米饭就着咸菜，别人嫌寡淡，买个烧饼夹肉改善伙食，他却啃着从家里带的窝头，就着免费的开水，吃得津津有味。工友们喊他去镇上的录像厅看《地道战》，一毛钱一张票，他摆摆手说没空；供销社新来的水果糖，一毛五一斤，甜得能把人魂勾走，他路过柜台，脚步都不停。
就连烟，他都戒了。以前跟着师傅们学手艺，偶尔会抽根烟解乏，现在烟荷包子早空了，揣在兜里当摆设。
他攒钱，就是为了那辆“永久”。
有了自行车，他就能骑着去邻镇的农机站学新技术，不用再天不亮就爬起来，走两个钟头的土路；有了自行车，他就能帮着隔壁二婶家驮点粮食去镇上磨面，不用再推着那辆吱呀作响的独轮车；更重要的是，他想骑着车，载着对象晓梅去县城的公园逛逛——晓梅总说，县城的公园里有白杨树，还有秋千，她长这么大，还没去过呢。
这个念想，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发了芽，越长越壮。
每天晚上，他都要把铁皮匣子打开，数一遍里头的钱。看着那些钱一天天变多，离一百二十八块五的目标越来越近，他心里就跟喝了蜜似的甜。
只是，他没敢跟家里人说。
娘李秀莲是个精打细算的性子，家里的账本，她用毛笔写在红纸上，贴在堂屋的墙上，柴米油盐，一针一线，都算得清清楚楚。庄建国知道，娘肯定不会同意他花这么多钱买自行车——家里的缝纫机还是解放前的老物件，踩起来咯噔咯噔响，针脚歪歪扭扭，娘早就念叨着要换台新的了；弟弟妹妹还在上学，学费、书本费，哪样不要钱？
所以，他只能瞒着。
纸终究包不住火。
这天下午，庄建国下班回家，刚推开院门，就听见堂屋里传来一阵哐当哐当的响声，伴随着娘李秀莲的笑声。他心里纳闷，放下手里的工具包，抬脚往里走。
一进堂屋，他就愣住了。
堂屋的八仙桌旁，摆着一台崭新的缝纫机。
机身是枣红色的，油光锃亮，机头上面印着“蝴蝶”牌的标志，银闪闪的。娘正坐在缝纫机前，脚踩着踏板，手里拿着一块碎花布，试着重缝一件妹妹的褂子。缝纫机转动起来，发出均匀的嗡嗡声，比那台老缝纫机的声音好听多了。
爹坐在一旁的板凳上，吧嗒着旱烟，脸上带着笑：“你娘念叨了半辈子的缝纫机，今儿个总算如愿了。”
庄建国的目光，死死地盯着那台缝纫机，喉咙里像是堵了块石头，半天说不出话来。
李秀莲听见脚步声，抬起头，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建国回来啦？快看看，娘买的新缝纫机！以后给你们做衣服，再也不用费劲了！”
庄建国的嘴唇动了动，声音有些发颤：“娘……这缝纫机……多少钱？”
“六十八块五！”李秀莲得意地扬了扬下巴，“供销社搞活动，便宜了十块钱呢！我瞅着划算，就买了。”
六十八块五。
这个数字，像一道惊雷，在庄建国的脑子里炸开。
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攥紧了，指甲嵌进掌心，生疼。
他床底下的铁皮匣子里，攒了整整三个月的钱，不多不少，正好六十八块五。
他猛地转身，冲进里屋，扑到床前，伸手往床底下摸。
铁皮匣子还在，只是，匣子的锁被撬开了，里面空空如也，一分钱都没有了。
那一瞬间，庄建国的脑子一片空白。
他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瘫坐在床沿上，眼圈唰地就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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