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卷着运河边的芦絮,扑在玻璃柜台上,柜里那辆锃亮的“永久”牌自行车,擦得能照见人影。庄建国趴在柜台沿上,手指头在玻璃上划了个圈,圈住了那车的横梁——墨蓝色的漆,亮得晃眼,车把上的电镀件,在秋阳底下泛着冷光,像极了电影里那些骑着车穿梭在县城马路上的干部模样。
他咽了口唾沫,喉结滚了滚。
这已经是他第三十六次来供销社看这辆车了。
售货员老陈头嗑着瓜子,眼皮都没抬:“建国啊,又来看车?你小子啥时候能凑够那一百二十八块五?”
庄建国咧嘴笑了笑,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黝黑的脸上透着点不好意思:“快了,陈叔,快了。”
他说完,攥了攥兜里的粮票,转身往镇外走。脚下的土路坑坑洼洼,硌得他布鞋底子发疼,可他心里头,却揣着个热乎乎的念想。
这念想,藏在他家床底下那个铁皮匣子里头。
匣子是当年他爹在厂里当学徒时,师傅送的,锈迹斑斑,却被他擦得干干净净。每天晚上,等爹娘睡熟了,他就悄悄爬起来,摸出藏在起来,摸出藏在枕头下的几毛几分钱,踮着脚溜到床底,打开匣子,把钱小心翼翼地放进去。匣子里的钱,有毛票,有钢镚,还有几张皱巴巴的块票,都是他从牙缝里抠出来的。
庄建国在镇办的农机修配厂当学徒,一个月津贴十五块,在同龄人里不算少了。可他一分钱都舍不得乱花。厂里管午饭,糙米饭就着咸菜,别人嫌寡淡,买个烧饼夹肉改善伙食,他却啃着从家里带的窝头,就着免费的开水,吃得津津有味。工友们喊他去镇上的录像厅看《地道战》,一毛钱一张票,他摆摆手说没空;供销社新来的水果糖,一毛五一斤,甜得能把人魂勾走,他路过柜台,脚步都不停。
就连烟,他都戒了。以前跟着师傅们学手艺,偶尔会抽根烟解乏,现在烟荷包子早空了,揣在兜里当摆设。
他攒钱,就是为了那辆“永久”。
有了自行车,他就能骑着去邻镇的农机站学新技术,不用再天不亮就爬起来,走两个钟头的土路;有了自行车,他就能帮着隔壁二婶家驮点粮食去镇上磨面,不用再推着那辆吱呀作响的独轮车;更重要的是,他想骑着车,载着对象晓梅去县城的公园逛逛——晓梅总说,县城的公园里有白杨树,还有秋千,她长这么大,还没去过呢。
这个念想,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发了芽,越长越壮。
每天晚上,他都要把铁皮匣子打开,数一遍里头的钱。看着那些钱一天天变多,离一百二十八块五的目标越来越近,他心里就跟喝了蜜似的甜。
只是,他没敢跟家里人说。
娘李秀莲是个精打细算的性子,家里的账本,她用毛笔写在红纸上,贴在堂屋的墙上,柴米油盐,一针一线,都算得清清楚楚。庄建国知道,娘肯定不会同意他花这么多钱买自行车——家里的缝纫机还是解放前的老物件,踩起来咯噔咯噔响,针脚歪歪扭扭,娘早就念叨着要换台新的了;弟弟妹妹还在上学,学费、书本费,哪样不要钱?
所以,他只能瞒着。
纸终究包不住火。
这天下午,庄建国下班回家,刚推开院门,就听见堂屋里传来一阵哐当哐当的响声,伴随着娘李秀莲的笑声。他心里纳闷,放下手里的工具包,抬脚往里走。
一进堂屋,他就愣住了。
堂屋的八仙桌旁,摆着一台崭新的缝纫机。
机身是枣红色的,油光锃亮,机头上面印着“蝴蝶”牌的标志,银闪闪的。娘正坐在缝纫机前,脚踩着踏板,手里拿着一块碎花布,试着重缝一件妹妹的褂子。缝纫机转动起来,发出均匀的嗡嗡声,比那台老缝纫机的声音好听多了。
爹坐在一旁的板凳上,吧嗒着旱烟,脸上带着笑:“你娘念叨了半辈子的缝纫机,今儿个总算如愿了。”
庄建国的目光,死死地盯着那台缝纫机,喉咙里像是堵了块石头,半天说不出话来。
李秀莲听见脚步声,抬起头,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建国回来啦?快看看,娘买的新缝纫机!以后给你们做衣服,再也不用费劲了!”
庄建国的嘴唇动了动,声音有些发颤:“娘……这缝纫机……多少钱?”
“六十八块五!”李秀莲得意地扬了扬下巴,“供销社搞活动,便宜了十块钱呢!我瞅着划算,就买了。”
六十八块五。
这个数字,像一道惊雷,在庄建国的脑子里炸开。
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攥紧了,指甲嵌进掌心,生疼。
他床底下的铁皮匣子里,攒了整整三个月的钱,不多不少,正好六十八块五。
他猛地转身,冲进里屋,扑到床前,伸手往床底下摸。
铁皮匣子还在,只是,匣子的锁被撬开了,里面空空如也,一分钱都没有了。
那一瞬间,庄建国的脑子一片空白。
他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瘫坐在床沿上,眼圈唰地就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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