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〇年五月底，武所的天气已经隐隐带上了暑气的灼热，武所县城里，那股熟悉却又每每令人心悸的骚动，又顶开了紧闭的门板缝隙，钻进了狭窄幽深的街巷。这已是第五次了。
傅鉴飞坐在“济仁堂”药铺终日弥漫着药草苦涩气味的后堂里，照例摆弄着黄铜小秤的戥子。他刚将一味当归细细称好分量，正要包进麻纸，门外石板路上就传来了急促杂沓的脚步声，仿佛鼓点敲在人心上。
布帘子猛地被掀开，伙计佛生撞了进来，一张晒得黝黑的脸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眼睛里全是惊惧未定的光。他大口喘着气，声音嘶哑地压得极低：“师父！来了！好多兵！这回不一样！”
傅鉴飞手一抖，戥子顿时失衡，秤盘里的当归哗啦散落了一片。“慌什么！哪年不来个几回？慢慢说！”他强自镇定，呵斥了一声，手指却不自觉地捻着沾上当归细末的衣襟。
“这回在兴贤坊那边！”佛生咽了口唾沫，努力平复喘息，“岗哨很多！戒备很严！说是……说是有大人物到了，就住在梁山书院里头！”他声音带着颤，眼睛下意识地瞟向门外，仿佛那无形的铁网已经罩向了小小的济仁堂。
“梁山书院……”傅鉴飞咀嚼着这四个字，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了。那地方清静，但离他这药铺也不算太远。他沉默下来，后堂里只剩下佛生粗重的喘息和窗外隐隐传来的、不同于往日的、一种压抑的喧嚣。不是溃兵过境那种肆无忌惮的砸抢与哭嚎，而是一种更加沉静、更加有序的行进。
这次，是真龙入了浅滩，还是铁流又要改道？傅鉴飞枯坐在那里，手心里那点当归的药香，再也压不住心底泛起的寒意。他抬眼望向门外的天光，阴沉沉的，像一块巨大的、吸饱了水分的灰布，沉沉地压在整个武所城上空。
街上的标语和以往差不多的内容，士兵在南门坝操练，喊声震天，定时有小队的士兵在街面巡巡逻，十分有序。还有不少士兵帮助打扫街道，帮人担水，整个屋顶，......真是不一样的军队。
大概是第六天，南门坝这个平日里摆摊卖米、孩童追蝶的热闹场子，此刻正被一股滚烫的热浪裹住——全县赤卫队检阅大会，就在这正是绿草青时的坝子里拉开了帷幕。
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尽，四面八方的乡邻就顺着田埂路、石板街涌了过来。挑着竹筐的农妇、扛着锄头的汉子、扎着羊角辫的细伢子，还有挎着红布包袱的赤卫军女队员，个个脚步匆匆，脸上挂着抑制不住的兴奋。坝子中央的土台子早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台侧支着一根杉木杆，顶端的红旗被风扯得猎猎作响，“中国工农红军闽西赤卫总队武平县支队”的布标在阳光下泛着暗红的光；台后的大榕树上，挂着一串鞭炮，纸屑落了半树，像给绿叶镶了道红边。
人群越聚越多，坝子挤得水泄不通。穿粗布对襟衫的庄稼汉蹲在田埂边，裤脚卷到小腿，膝盖上的补丁叠着补丁，手里摩挲着乌黑的鸟铳——那是去年打土豪时分到的，枪管里的膛线还是他自己磨的；戴八角帽的青年靠在石碾子上，腰间别着梭标，木杆上的红缨已经褪成了淡粉，铁尖却磨得锃亮，像沾着未干的血；几个妇女队员扎着麻花辫，用蓝布裹着头发，手里举着梭标，眼睛里闪着和男队员一样的光，嘴里还念叨着：“昨天我家那口子还说，要把张地主的粮仓再翻个底朝天！”
“来了！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人群顿时骚动起来。只见各乡的赤卫队排着歪歪扭扭却整齐的队伍，从四条巷口涌进坝子。最前面的是第一区赤卫队，队员们都系着红布腰带，扛着步枪，枪托上缠着草绳；第二区的队伍举着梭标，走在最前头的小伙子穿着露出脚趾的草鞋，却把梭标举得老高，红缨在风里飘成一片火云；第三区的女子赤卫军最惹眼，她们穿着对襟衫，扎着绑腿，有的背着大刀，有的扛着红缨枪，却一个个昂首挺胸，脚步比男队员还齐。
台上的土桌旁坐满了县苏维埃的干部，县委书记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戴着八角帽，手里拿着张皱巴巴的讲话稿；旁边站着红军的代表，穿着整齐的灰布制服，腰间别着盒子炮，眼神里带着赞许。台中央的白布上，用浓墨写着“全县赤卫队检阅大会”八个大字，笔画粗重，像是要把这七个字刻进武平的山山水水里。
“同志们！”县委书记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全场立刻安静下来。“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不是为了看热闹，是为了看看咱们的队伍——看看咱们用锄头、梭标、土枪组成的队伍！”他的声音里带着颤音，“去年冬天，咱们分了田，今年春天，咱们打了张老虎（当地土豪），现在，咱们要保卫自己的土地，保卫苏维埃！”
话音刚落，台下的口号声就像炸响的鞭炮：“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声音一浪高过一浪，震得大樟树上的鸟雀扑棱棱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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