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春天，武所的气氛似乎紧张起来。国民党军队加紧了对苏区的围剿，县城外的枪炮声时远时近，让这座群山环抱的小城终日笼罩在不安之中。市集比往年冷清了许多，就连往日里熙熙攘攘的南门街，如今也只见零星几个赶早市的乡人，低着头匆匆来去。济仁堂也显出了几分萧索。药铺门口悬挂的辟邪艾草已经干枯发黑，却无人更换。柜台上的灰尘积了薄薄一层，药柜的铜环也失了往日的光泽。
这天清晨，天刚蒙蒙亮，药铺学徒佛生就已经起来捣药。石臼发出的沉闷撞击声在空旷的铺面里回荡，反倒衬得四周更加寂静。佛生今年才十六岁，来济仁堂不过两年，却已是药铺里最得力的帮手。他是个孤儿，被傅鉴飞收留后，便以店为家，做事勤勉。
“轻些，佛生，先生还在歇息呢。”
一道温和的女声从后堂传来，随即门帘被掀起，走出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妇人。她穿着深蓝色土布旗袍，外罩一件半旧灰色毛线开衫，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简单的髻，虽不施脂粉，却自有一股端庄气质。这便是济仁堂的女主人林蕴芝。
佛生赶忙停下手中的活计，恭敬地站到一边：“师娘，我知错了。只是今日要配的药不少，我想着早些准备。”
林蕴芝望了望冷清的街面，轻轻叹了口气：“如今这光景，哪还有多少病人上门。你慢慢做，不着急。”她说着，目光却不自觉地飘向通往二楼的楼梯。
傅鉴飞已经卧病半月有余。起初只是偶感风寒，吃了几帖药不见好，反而日渐沉重。请了县城里几位西医来看，都说是积劳成疾，需静心调养。可时局如此，药铺生意一日不如一日，傅鉴飞心中郁结，病情反反复复，不见起色。
“先生今日可好些了？”佛生小心翼翼地问道。
林蕴芝摇了摇头，没有回答，只道：“你去准备早膳吧，我这里看着。”
佛生应声退下后，林蕴芝独自站在柜台前，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算盘。这算盘曾是傅鉴飞最爱不释手的东西，每日打烊后，他都要将一日收支细细核算。如今珠子已经蒙尘，就像他们日渐黯淡的生活。
“姐姐来得真早。”
一个清亮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林蕴芝不必回头，便知是谁来了。
钟嘉桐提着一个小竹篮迈进门来，她不到三十年纪，穿着一件淡紫色碎花旗袍，领口绣着精致的缠枝莲纹，乌黑的头发烫着时兴的卷儿，脸上薄施脂粉，在这灰蒙蒙的清晨里，像一抹突然亮起的霞光。
她是傅鉴飞的外室，住在城西的一处小院里，平日里并不常来药铺。但自从傅鉴飞病倒后，她来的次数明显多了起来。
“你来了。”林蕴芝语气平淡，听不出喜怒。
两个女人之间有一种微妙的默契，既不过分亲热，也不至失礼。这些年来，她们维持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平衡，在武所县城这个不大不小的圈子里，成为不少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却也相安无事。
钟嘉桐将竹篮放在柜台上，掀开盖布，露出几个还冒着热气的糯米团子：“我早起做的，想着鉴飞爱吃，就带了些来。他今日可好些了？”
“还是老样子，夜里咳嗽得厉害，天快亮时才勉强睡下。”林蕴芝看了看糯米团子，语气缓和了些，“你有心了。”
“我听说西山灵洞寺的签文很灵，不如我们去求个平安签？”钟嘉桐突然提议道，眼中闪着期待的光，“整日守着这药铺，也闷得慌。出去走走，或许心情能开朗些。”
林蕴芝近日确实迷上了拜佛，经常去城外的寺庙烧香。听了这话，她明显有些心动，但仍犹豫道：“鉴飞还病着，我这一走...”
“有佛生看着呢，况且我们晌午前就回来了。”钟嘉桐劝道，“姐姐这些时日憔悴了不少，也该出去透透气。”
林蕴芝终于点了点头：“也好，我正好想去寺里为鉴飞点盏长明灯。”
二人简单交代了佛生几句，便相偕出门。清晨的武所县城刚刚苏醒，青石板路上湿漉漉的，反射着熹微的晨光。街道两旁的店铺大多还没有开门，只有早点铺子冒出袅袅炊烟，为这座忧患中的小城增添了几分生气。
出了城门，向西而行，是一条蜿蜒的山路，直通西山灵洞寺。山路两旁，杜鹃花开得正盛，一簇簇如火如霞，与山间苍翠的松柏相映成趣。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花草的清香，暂时让人忘记了世间的烦恼。
“这花开得真好。”林蕴芝轻声道，语气中有了几分轻快。
“是啊，春天总算来了。”钟嘉桐应和着，随手折了一枝杜鹃，别在衣襟上。
走了一段路，两人在一处凉亭稍事休息。从亭中望去，武所县城尽收眼底，城墙蜿蜒如带，几处炊烟袅袅升起，远山如黛，云雾缭绕。
“记得我刚来武所那年，也是春天，这山上的杜鹃开得没现在这么好。”钟嘉桐望着远处的景色，忽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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