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砚踏进县衙粮秣房时，檐角的铜铃正被风撞得“叮铃”响。刚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就见孙福和刘安正踮着脚围着他的书桌打转，两人脑袋凑在一起，像两只啄米的麻雀。桌上摊着幅半人高的粮秣图，比他临走前画的那版精细了数倍——不仅标清了粮仓的方位、容量，连每个仓房的梁柱结构都用细笔勾勒出来，北仓的四根立柱旁还特意画了小圆圈，标注着“松木，直径三尺”。
“林书吏！您可算回来了！”孙福猛地转过身，手里还攥着支秃了头的狼毫笔，墨汁在指尖洇出小团黑渍，“周大人一早就来了两趟，说知府大人下个月要亲自来视察粮秣，让咱们把新账册和粮秣图都拾掇利索，说不定……说不定要在全州推广呢！”他说到最后几个字，声音都发颤，眼睛亮得像揣了两颗星子。
林砚走过去，指尖轻轻拂过粮秣图的边缘。图是用桑皮纸画的，厚实挺括，想来是孙福特意托人买的好纸。他发现孙福在每个粮仓旁都用朱笔圈了小注：“北仓地面垫高两尺，铺三层青石板防潮”“南仓墙壁涂石灰，每月月初检查有无脱落”“西仓窗棂加铁网，防鼠患”……这些都是他平时在粮秣房念叨的琐碎细节，没想到孙福竟一字不落地记在心里，还细细画进了图里。
“画得好。”林砚拿起笔，在图的右下角添了个小小的方框，“这里添个‘粮秣流向表’，横轴写月份，纵轴写粮仓名，中间用不同颜色的线条标出来——红色代表调往驿站，蓝色代表调往军营，黑色代表留县储备，每笔调粮的数量用‘正’字标在旁边，这样知府大人一眼就能看清粮食的来龙去脉。”
刘安立刻从柜里翻出卷空白桑皮纸，裁成四尺见方的大小铺在桌上：“我这就画！上个月北仓调了五十石粮去西驿站，南仓调了三十石去县丞衙署，这些我都记在小本上呢！”他说着就从怀里掏出个牛皮小本，纸页边缘卷得像波浪，上面的字却工工整整，比他平时抄的账册还用心。
接下来的半个月，粮秣房的灯几乎夜夜亮到三更。林砚带着孙福和刘安，把近三年的粮秣账册全翻了出来，堆在桌上像座小山。三人分工明确：孙福负责核对原始数据，把模糊不清的“约数”全换成精确的石、斗、升；刘安负责按“正字计数法”重新誊抄，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收、支、存；林砚则盯着那些历年累积的亏空，一笔笔追查原因——哪年是因为暴雨冲了粮仓，哪年是被前任书吏虚报冒领，哪年是驿站借调后迟迟未还，都在账册旁写得明明白白，还附上了人证物证的记录。
周县丞隔三差五就来粮秣房转悠，每次都背着手站在账册堆前看半个时辰。看到“正德七年北仓亏空三百石，经查实系书吏张成虚报损耗”那条批注时，他皱着眉敲了敲桌面：“这个张成，去年还在邻县当差，得把这条抄给邻县的同僚看看。”看到“正德八年南仓因漏雨损失二十石，已追责看守李老栓，罚俸三个月”时，又点了点头：“赏罚分明，就该这样。”临走前总不忘丢下句：“这才是该有的粮账。”
腊月二十这天，清河县飘起了入冬的第一场雪。知府大人的轿子在县衙门口落地时，积雪已经没过了脚踝。他穿着件藏青锦袍，外罩件貂皮斗篷，走进粮秣房时，目光第一时间就落在了墙上挂着的粮秣图上。“这图是谁画的？”知府指着图上的防潮标注，声音洪亮得像撞钟。
“回大人，是属下与书吏孙福、刘安共同绘制的。”林砚上前一步，手里捧着整理好的账册，“图上标注的防潮、防鼠措施，都是日常管理的细节，旁边附的账册里有具体的执行记录。”
知府没接账册，反而指着图上用红笔圈出的“北粮仓十年亏空一千二百七十石”那条批注：“这一千多石亏空，都查清楚了？”
“查清楚了。”林砚翻开账册的第三卷，指着其中一页，“十年里，天灾导致的损耗占三成，人为贪墨占五成，其余两成是驿站、军营的逾期未还。每一笔都有对应的卷宗，存放在粮秣房西侧的铁柜里，大人若要查验，属下这就去取。”
知府盯着那页账册看了许久，指尖在“贪墨五成”那几个字上反复摩挲，忽然叹了口气：“这些亏空，该抄录下来发往全州各县，让所有官吏都看看，粮秣之事无小事，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
视察结束时，知府在县衙正堂当着所有官吏的面，把林砚的账册举了起来：“林砚虽只是个九品书吏，却有治世之才！这粮秣图和‘正字计数法’，要在全州推广，各县必须在明年春耕前落实到位，届时我会派人逐县检查。”
林砚躬身谢恩时，眼角的余光瞥见几个老吏脸色发白——他们手里的账册，怕是经不起这样的细查。但他心里想得更多的，是清河镇的家人：大哥肯定在染坊跟着苏老爹学赶车，大嫂的酱菜摊子该支在镇口老槐树下了，二哥的私塾里，孩子们怕是又在大声读“天地玄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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