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中旬的阳光，带着初夏的暖意洒在云溪县的土路上。林砚踩着车辙里的新泥，望着远处田埂上弯腰插秧的农户，裤脚还沾着赵家峪的草屑——那是今早帮赵老栓扶犁时蹭上的，带着湿润的泥土气息。
“林计吏，前面就是渡口了。”王敬之赶着马车，声音里带着难掩的紧张，“张御史的船应该快到了，听说他从不按常理出牌，昨天在清河县，直接把账房的算盘都翻了个底朝天。”
林砚攥了攥怀里的账册，封皮上“云溪县赈灾明细”七个字被指尖磨得发亮：“翻算盘不怕，怕的是账算不清。”他想起出发前顾知府的嘱咐——“张大人要查什么，你就给什么，不必遮掩”，心里反倒踏实了。
渡口的石阶上，已经站着不少人。顾知府穿着常服，正和一个身着绯色官袍的中年男子说话，那男子面膛黝黑，眉宇间带着锐利的锋芒，想必就是御史张大人。旁边跟着的小吏捧着个锦盒，里面装着抽签用的竹签，上面写着各县的村名。
“林砚来了。”顾知府招手，“这位就是张御史。”
张御史转过身，目光落在林砚怀里的账册上，声音像淬了冰：“你就是林计吏？听说这次赈灾的账册，都是你一手核的？”
“是。”林砚拱手，“卑职林砚，幸不辱命。”
“幸不辱命？”张御史冷笑一声，从锦盒里抽出三根竹签，“云溪县赵家峪、清河县李家庄、豫州府城郊王村——就查这三个村。现在就去，账册、人证、粮仓，一处都不能少。”
周围的吏员都屏住了呼吸。谁都知道，这三个村一个是重旱区，一个是减税试点，一个是城郊最难管的村，张御史显然是故意挑了最容易出纰漏的地方。
“请大人移步。”林砚没有丝毫犹豫，转身示意王敬之带路，“赵家峪离此最近，我们先去那里。”
马车在田埂上颠簸前行，张御史闭目养神，手指却在膝盖上轻轻敲击，像是在默算着什么。林砚坐在对面，翻开赵家峪的账册，指尖划过“赵老栓，五口人，领粮一石五斗”的记录，旁边还粘着片干枯的麦穗——那是当时赵老栓核对时，从衣襟上掉下来的，被林砚随手夹进了册子里。
“林计吏。”张御史忽然睁眼，“我听说，你为了核账，连村民家的锅台都翻过？”
“不敢。”林砚合上册册，“只是核对人口时，要看看灶台上有几口锅、墙角堆着多少柴火，这些都能佐证家里的人口数。比如赵家峪的二柱子，账上写着两口人，但他家灶台上有三个碗，后来才查出来，他刚娶了媳妇没上报。”
张御史挑眉，没再说话，目光却多了几分审视。
到赵家峪时，村口的老槐树下正聚着一群村民。赵老栓听说御史来了，拄着拐杖跑在最前面，枣木杖头在地上敲得咚咚响：“林计吏！俺们都在这儿候着呢！”
张御史的目光扫过人群，最后落在赵老栓身上：“老人家，你家领了多少粮？”
“一石五斗！”赵老栓脱口而出，随即又补充道，“俺家五口人，每人每天一升，领了一个月，账上记得清清楚楚！”他转身冲屋里喊，“老婆子，把领粮的竹签拿来！”
一个老婆婆颤巍巍地捧着个陶罐出来，倒出一把麦秸秆削的竹签，上面用炭笔写着日期和领粮数。“您看，这是三月初二领的，这是三月十五领的……”赵老栓指着竹签，每一根都能说出当天的情景，“那天林计吏还问俺家孙子病好了没，给了俺两文钱让买糖吃。”
张御史拿起一根竹签，又翻开林砚递来的账册，竹签上的字迹和账册上的记录分毫不差。他忽然问：“有没有人领了粮却没签字？或者有人多领了粮？”
人群里安静了片刻，一个年轻媳妇红着脸开口：“俺……俺娘家弟弟来投靠，没来得及报人口，想多领一斗粮，被林计吏查出来了。他没罚俺，就是让俺去县衙补了登记，第二天才给的粮。”
“还有里正！”一个后生喊道，“里正想多报五口人，被俺们举报了，林计吏当场就把账改了，还训了他一顿！”
张御史的目光落在村口的大字报上——那是用锅底灰写的账目，虽然字迹潦草，却把每日的发粮数、领粮人都写得明明白白，旁边还画着歪歪扭扭的对勾，是村民们自己核对后画的。
“这字是谁写的？”他问。
“是俺！”一个瘸腿的秀才拄着拐杖出来，“俺以前是私塾先生，后来腿坏了回了村。林计吏让俺负责写大字报，说要让全村人都看明白。”
张御史走近细看，发现大字报的边角都被雨水泡软了，却用麻线仔细地裱了起来，上面还沾着泥点和草屑，显然是被人精心保存着。
离开赵家峪时，赵老栓非要塞给张御史一把炒花生：“您尝尝，这是新收的花生，俺家孙子说，林计吏最爱吃这个。”
张御史没接，却忽然笑了：“老人家，你可知谎报领粮数是要治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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