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老虎肆虐的八月,西南的急报像块烧红的烙铁,烫穿了户部值房的平静。八百里加急的木匣撞开大门时,林砚正核对着新铸的宝钞样板,那上面清河粮仓的防伪纹还带着墨香,急报上“赤地千里,灾民易子而食”的字眼,却让他指尖的温度瞬间凉透。
“大人,四川巡抚的折子!”驿卒单膝跪地,额头渗着血——马在最后一段路栽了跟头,他是爬着冲进户部的。
林砚拆开火漆,泛黄的纸页上满是潦草的字迹,巡抚李崇几乎是哭着写就:“自入夏无雨,蜀地颗粒无收,成都府粮仓已空,灾民聚于城下,日有饿殍……求朝廷速发救命粮,迟则恐生民变!”
值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新吏小李攥着算盘的手咯咯作响,沈砚把各省粮仓报表按地域排开,指尖在西南方位顿住:“四川本地粮仓早就空了,最近的存粮点……”
“湖广。”林砚的声音斩钉截铁,他猛地推开椅子,大步走到墙上悬挂的全国仓网图前。图上用朱砂标注的粮仓星罗棋布,像串在西南腹地的珍珠,而湖广武昌府的仓点被他重重圈住,红漆几乎要透纸而出,“武昌仓上月报存粮五十万石,距四川最近,走长江水路入蜀,比陆路快至少十日。”
沈砚连忙翻出武昌仓的细账:“没错,武昌仓除了留足本省三个月的储备粮,结余正好五十万石,够十万灾民撑三个月。”
“不够。”林砚盯着图上蜿蜒的长江水道,指尖沿着航线划过,“成都府周边聚集的灾民不下二十万,五十万石只够撑一个半月。传我令,调武昌、长沙、荆州三仓粮,合计一百二十万石,分三批运!”
他转身伏案疾书,笔锋凌厉如刀:“第一批调武昌仓五十万石,限三日内装船;第二批长沙仓四十万石,五日内启程;第三批荆州仓三十万石,七日内跟上。”写到此处,忽然停笔,抬头对沈砚道,“让工部备三十艘漕船,每船配两名监粮吏,要从去年跟着查田亩的吏员里挑,手脚干净、会水的。”
“监粮吏?”小李怯生生地问,“以前运粮不都是地方官盯着吗?”
“这次不一样。”林砚蘸了墨,在文书末尾添上一行小字,“西南赈灾粮,一粒也不能少。”他想起三年前河工陈六说的“赈灾粮掺沙子”,当时只当是个案,后来才知沿途克扣早已成了潜规则——地方官层层扒皮,灾民能分到的不足三成。
沈砚立刻明白了:“我这就去挑人,就选王诚带的那队清丈吏,上次清田亩时,连乡绅的私田都敢丈量,肯定镇得住。”
“等等。”林砚叫住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叠腰牌,正是去年监粮用的“户部监粮,私动者斩”,只是这次牌面多了串暗码,“让他们每过一个驿站,就凭暗码登记,账册一式三份,户部、驿站、灾民代表各存一份。”他顿了顿,声音沉得像浸了水,“告诉王诚,船上带足枷锁,谁敢动粮,当场锁了扔去喂鱼——这是陛下亲准的便宜行事权。”
三日后,武昌府的码头千帆待发。王诚穿着簇新的监粮吏袍,腰牌在阳光下闪着冷光,正逐船核对粮袋数量。每袋粮食都用红漆标了重,封口处盖着武昌仓的朱印,拆一袋便毁一印,谁也做不了手脚。
“王大哥,这船要装多少?”船夫搓着手笑,眼神却瞟着粮袋,显然没少干夹带的勾当。
王诚没理他,只让吏员在账本上记下“漕船一号,装粮一万六千七百石”,又让船夫在旁边按了指印:“记住这个数,到了重庆府,少一粒,就用你的船板抵。”船夫的笑僵在脸上,看着王诚身后拎着枷锁的吏员,讪讪地闭了嘴。
船队启锚时,林砚特意登上旗舰。江水拍打着船舷,他望着码头上送行的武昌知府,忽然扬声问:“李知府可知,这些粮要分给多少灾民?”
李知府躬身道:“下官不知……”
“二十万。”林砚的声音顺着江风传开,“每石粮够十个人吃一天,你敢克扣一石,就等于亲手饿死十个人。”他从袖中掏出一本账册,正是去年清丈时查出的、李知府隐瞒的三百亩田产记录,“这账,等赈灾结束,咱们再算。”
李知府的脸瞬间惨白,看着船队消失在江心,腿一软瘫坐在码头。
船队入长江,逆水行船虽慢,却比陆路平稳。王诚每日卯时起身,带着吏员逐船验粮,用针戳破粮袋抽查,见有受潮的立刻挑出来晾晒,发现有船夫想往空舱塞私货,当场就把人捆了挂在桅杆上,直到下一个驿站才交由地方官处置。
第七日傍晚,船队抵重庆府。灾民早已在码头围得水泄不通,却安静得只剩呼吸声。王诚让人搬来长桌,当着灾民的面拆开第一袋粮,白花花的糙米滚出来时,人群里爆发出压抑的抽气声。
“按名册领粮,每户一人,凭手印领。”王诚站在高处喊,身后的吏员们正把账册摊开,上面是巡抚李崇提前统计的灾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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