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河县政府大楼三楼的组织部会议室里，空调风带着淡淡的纸张味，吹动着桌角的文件。陈默坐在红木会议桌的一侧，双手放在膝盖上，指尖轻轻并拢。对面的沙发上，坐着清河县组织部副部长张建军，他穿着深灰色西装，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手里翻着陈默提交的资料，眼神锐利而审慎。
“陈默同志，” 张建军放下资料，身体微微前倾，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你的申请我们收到了，说实话，你的选择让我们很意外，甚至有些不解。省会农业农村厅，那是多少人挤破头都想进的单位，工作稳定，待遇优厚，晋升渠道清晰。而清河镇，是咱们县最偏远、最贫困的乡镇，交通不便，产业薄弱，之前分配过去的选调生，最短的三个月就申请调动，最长的也没超过两年。你放弃大好前程，主动要求去清河，到底是真心想为乡村做事，还是有其他想法？”
张建军的问题直击要害，眼神紧紧锁住陈默，仿佛要看穿他的内心。他分管选调生工作十几年，见过太多把基层当 “镀金” 跳板的年轻人，嘴上喊着 “扎根基层”，心里却盘算着如何尽快调回县城、走向更高平台。对于陈默这种 “反向选择”，他不得不保持高度警惕。
陈默迎着张建军的目光，没有丝毫躲闪，语气沉稳而真诚：“张部长，我理解您的疑虑，换做任何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选择回清河镇，没有任何功利性的想法，纯粹是想为那里的乡亲们做点实事。”
他深吸一口气，打开随身携带的黑色背包，拿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轻轻放在桌上：“张部长，您看，这是我大学四年在清河镇做乡村电商实践的调研笔记。大二那年，我第一次跟着苏清妍老师去清河镇调研，看到赵大爷家的苹果因为交通不便，只能以极低的价格卖给收购商，他老伴卧病在床，孩子上学需要钱，那种无助的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也是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要尽自己所能，帮他们改变现状。”
陈默翻开笔记本，第一页就是清河镇的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着各个村庄的位置，旁边密密麻麻写着村庄的产业现状、人口结构、主要困难。“这四年里，我利用寒暑假、周末，走遍了清河镇的 18 个行政村，其中 10 个贫困村，我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您看这里，” 他指着其中一页，“这是王家沟村，全村只有一条土路，下雨后泥泞不堪，农产品运不出去，收购商也不愿意来，村民主要靠种玉米、小麦为生，人均年收入不足 8000 元。这是石洼村，以种植蔬菜为主，但缺乏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经常出现滞销……”
他一页页地翻着，笔记本上不仅有文字记录，还有手绘的农田分布图、农户访谈的对话摘要，甚至还有用手机拍的照片贴在上面 —— 有农户们在田间劳作的场景，有滞销的农产品堆积如山的画面，还有电商销售成功后农户们笑容满面的瞬间。
“这四年里，我牵头成立了高校助农联盟，搭建了‘清河农品’电商平台，帮助农户卖出了 3200 多万的农产品，带动 230 多户农户增收，平均每户每年多赚 1.2 万元。” 陈默的声音带着一丝激动，“我看着赵大爷盖起了新房，看着李大妈的西红柿卖到了省会，看着清河镇村的电商服务站从无到有，从冷清到热闹，这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都无法替代的。”
张建军静静地听着，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桌面，眼神中的审慎渐渐褪去，多了几分专注。
陈默又从背包里拿出一沓文件，整齐地摆放在桌上：“张部长，这是我和林晚秋签订的代销合作协议，她是省会一家电商公司的负责人，也是我的合作伙伴，我们约定，‘清河农品’的线上销售由她全权负责，已经成功入驻了 5 个大型电商平台。这是清河镇合作社的注册资料，目前已有 120 多户农户加入，涵盖苹果、核桃、花椒等 8 种农产品。这是乡亲们送我的锦旗和感谢信，您看这封，是王家沟村的王大爷写的，他说‘陈默同志是我们的贴心人，帮我们把核桃卖了好价钱，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他拿起一封泛黄的感谢信，递给张建军：“这封信是王大爷亲手写的，他文化水平不高，字写得歪歪扭扭，但每一个字都饱含着真情。每次看到这封信，我都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也更加坚定了我回清河镇的决心。”
张建军接过感谢信，仔细地读着，字里行间的质朴与真诚，让他心中泛起一阵暖流。他又拿起陈默的调研笔记，一页一页地翻看，里面详细记录着每家每户的联系方式、家庭情况、需求诉求，甚至还有农户们的饮食习惯、身体状况。比如 “李家坪村，李富贵，65 岁，老伴瘫痪在床，儿子在外打工，种植核桃 5 亩，缺乏晾晒场地，联系方式 138xxxx5678”“石洼村，张翠花，48 岁，单亲妈妈，抚养两个孩子，种植西红柿 3 亩，希望能学习保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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