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河县政府大楼三楼的组织部会议室里,空调风带着淡淡的纸张味,吹动着桌角的文件。陈默坐在红木会议桌的一侧,双手放在膝盖上,指尖轻轻并拢。对面的沙发上,坐着清河县组织部副部长张建军,他穿着深灰色西装,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手里翻着陈默提交的资料,眼神锐利而审慎。
“陈默同志,” 张建军放下资料,身体微微前倾,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你的申请我们收到了,说实话,你的选择让我们很意外,甚至有些不解。省会农业农村厅,那是多少人挤破头都想进的单位,工作稳定,待遇优厚,晋升渠道清晰。而清河镇,是咱们县最偏远、最贫困的乡镇,交通不便,产业薄弱,之前分配过去的选调生,最短的三个月就申请调动,最长的也没超过两年。你放弃大好前程,主动要求去清河,到底是真心想为乡村做事,还是有其他想法?”
张建军的问题直击要害,眼神紧紧锁住陈默,仿佛要看穿他的内心。他分管选调生工作十几年,见过太多把基层当 “镀金” 跳板的年轻人,嘴上喊着 “扎根基层”,心里却盘算着如何尽快调回县城、走向更高平台。对于陈默这种 “反向选择”,他不得不保持高度警惕。
陈默迎着张建军的目光,没有丝毫躲闪,语气沉稳而真诚:“张部长,我理解您的疑虑,换做任何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选择回清河镇,没有任何功利性的想法,纯粹是想为那里的乡亲们做点实事。”
他深吸一口气,打开随身携带的黑色背包,拿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轻轻放在桌上:“张部长,您看,这是我大学四年在清河镇做乡村电商实践的调研笔记。大二那年,我第一次跟着苏清妍老师去清河镇调研,看到赵大爷家的苹果因为交通不便,只能以极低的价格卖给收购商,他老伴卧病在床,孩子上学需要钱,那种无助的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也是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要尽自己所能,帮他们改变现状。”
陈默翻开笔记本,第一页就是清河镇的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着各个村庄的位置,旁边密密麻麻写着村庄的产业现状、人口结构、主要困难。“这四年里,我利用寒暑假、周末,走遍了清河镇的 18 个行政村,其中 10 个贫困村,我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您看这里,” 他指着其中一页,“这是王家沟村,全村只有一条土路,下雨后泥泞不堪,农产品运不出去,收购商也不愿意来,村民主要靠种玉米、小麦为生,人均年收入不足 8000 元。这是石洼村,以种植蔬菜为主,但缺乏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经常出现滞销……”
他一页页地翻着,笔记本上不仅有文字记录,还有手绘的农田分布图、农户访谈的对话摘要,甚至还有用手机拍的照片贴在上面 —— 有农户们在田间劳作的场景,有滞销的农产品堆积如山的画面,还有电商销售成功后农户们笑容满面的瞬间。
“这四年里,我牵头成立了高校助农联盟,搭建了‘清河农品’电商平台,帮助农户卖出了 3200 多万的农产品,带动 230 多户农户增收,平均每户每年多赚 1.2 万元。” 陈默的声音带着一丝激动,“我看着赵大爷盖起了新房,看着李大妈的西红柿卖到了省会,看着清河镇村的电商服务站从无到有,从冷清到热闹,这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都无法替代的。”
张建军静静地听着,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桌面,眼神中的审慎渐渐褪去,多了几分专注。
陈默又从背包里拿出一沓文件,整齐地摆放在桌上:“张部长,这是我和林晚秋签订的代销合作协议,她是省会一家电商公司的负责人,也是我的合作伙伴,我们约定,‘清河农品’的线上销售由她全权负责,已经成功入驻了 5 个大型电商平台。这是清河镇合作社的注册资料,目前已有 120 多户农户加入,涵盖苹果、核桃、花椒等 8 种农产品。这是乡亲们送我的锦旗和感谢信,您看这封,是王家沟村的王大爷写的,他说‘陈默同志是我们的贴心人,帮我们把核桃卖了好价钱,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他拿起一封泛黄的感谢信,递给张建军:“这封信是王大爷亲手写的,他文化水平不高,字写得歪歪扭扭,但每一个字都饱含着真情。每次看到这封信,我都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也更加坚定了我回清河镇的决心。”
张建军接过感谢信,仔细地读着,字里行间的质朴与真诚,让他心中泛起一阵暖流。他又拿起陈默的调研笔记,一页一页地翻看,里面详细记录着每家每户的联系方式、家庭情况、需求诉求,甚至还有农户们的饮食习惯、身体状况。比如 “李家坪村,李富贵,65 岁,老伴瘫痪在床,儿子在外打工,种植核桃 5 亩,缺乏晾晒场地,联系方式 138xxxx5678”“石洼村,张翠花,48 岁,单亲妈妈,抚养两个孩子,种植西红柿 3 亩,希望能学习保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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