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滇缅抗战纪念馆内弥漫着一种特殊的肃穆。光线透过高大的窗户，在深色的水磨石地面上投下安静的光斑。空气中飘散着旧纸张、实木展柜和岁月沉淀的复杂气息。参观者行走其间，大多步履轻缓，交谈声压得很低，仿佛怕惊扰了长眠于此的历史。
王浩研究员走在前面，他的讲解声音平稳而清晰，带着研究者特有的审慎与深情。陈砚跟在一旁，目光不断被展柜中那些沉默的物件所吸引。
展区按照时间脉络展开。首先是中国远征军出征时的意气风发——整齐的军装、德式钢盔、中正式步枪、捷克式轻机枪，还有那极具中国特色的厚重砍刀，刀身闪着冷光。黑白照片上，年轻的士兵们站在卡车上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脸上带着笑容，眼中充满对胜利的期盼。
随着展览线路深入，氛围逐渐变得凝重。照片开始呈现前线的残酷：密林中的行军，泥泞的战壕，简陋的野战医院。文字说明上的伤亡数字冰冷而刺目。
王浩在一张放大的照片前停下脚步。照片背景是异国的城镇废墟，显然是战地记者在战斗间隙抓拍的。一群士兵正在短暂休整，有人靠在断墙边喝水，有人在检查武器。
“陈老师，你看这里。”王浩的手指轻轻点向照片边缘。
陈砚凑近细看。在那里，一个穿着已经脏污的军装、臂戴卫生员袖标的年轻士兵，正半蹲在地上，怀里抱着一个木质医药箱，低头检查着什么。虽然像素有限，面容模糊，但那清瘦的轮廓、专注的姿态，以及那个医药箱的样式——与林岚的那个，与陈铭日记中描述的，何其相似。
“这是1942年同古保卫战期间拍摄的。”王浩的声音很轻，“根据照片背面残缺的记录和我们多方比对，这个卫生员，应该就是陈铭。”
陈砚凝视着照片中那个年轻的身影。战火纷飞的异国他乡，这个来自徐州的青年，和他来自徐州的林岚一样，怀里紧紧抱着救人的药箱。他们素不相识时，或许曾在1938年台儿庄的硝烟中有过短暂的交集；如今，在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以同样的姿态，践行着同样的誓言。陈砚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感受：他们不像战友，更像是一对未曾相认的兄妹，在历史的洪流中，各自擎着“守护生命”的火炬，在截然不同的战场上，燃烧着同样炽热的灵魂。
展览进入最沉重的部分——“野人山撤退”。一幅巨大的地形图挂在墙上，用红色箭头标注出那场被称为“死亡行军”的路线。蜿蜒的线条在密林与山谷间曲折延伸，旁边标注着触目惊心的非战斗减员数字。
更令人震撼的是旁边的复原场景。一个按照原始比例搭建的简易营地：几根树枝支起的破旧帐篷，地上散落着磨损的绑腿、生锈的水壶，还有一堆堆颜色暗沉、纹理粗糙的树皮和不知名的草根。展柜里，这些“食物”被单独陈列，旁边配有文字说明其来源与危害。
陈砚伸出手，隔着玻璃，虚虚地抚摸着那些树皮的纹理。他能想象它们在真正的树干上是何等粗糙坚硬，需要多大的决心，才能让人将它们剥下、咀嚼、吞咽。耳边仿佛响起陈铭日记里那句话——“吃树皮，也要活下去”。一股尖锐的酸楚直冲鼻腔，他用力眨了眨眼。为了那个遥不可及的胜利，为了回到魂牵梦萦的故土，这些年轻人究竟咽下了多少难以想象的苦难？而他们，从未真正放弃。
王浩适时地打破沉默，示意陈砚继续往前走。他们来到一个相对独立的文物陈列区，这里展出的多是个人遗物，每一件都附有简短的说明和捐赠者信息。
在一个恒温恒湿的独立展柜前，王浩停下脚步。柜内铺着深色绒布，上面陈列着三件物品：一本摊开的、纸页泛黄脆化的日记本（正是陈砚正在研读的那本的高精度复制品，原件已入库保护）；一个深棕色、边角严重磨损的木质医药箱，箱盖上似乎曾刻过字，但已模糊难辨；还有一把黄铜军号，静静地躺在那里。
“这些都是那位猎户后代捐赠的原始物品，”王浩解释道，“经过专业保护和修复后，展出的部分是复制品，但完全依照原件制作。你看这把军号，”他指着柜中那把军号，“它就是根据当年在野人山发现的实物复制的。捐赠者说，他的父辈捡到它时，它就是这样，裹在油布里，塞在一个树洞中。”
陈砚的目光牢牢锁定在那把复制军号上。虽然隔着玻璃，虽然知道是复制品，但那熟悉的造型、比例，甚至号身上某些特有的磨损痕迹，都让他心跳加速。
“我们馆里保存着那把军号的原件，就在后面的文物库房里。”王浩看向陈砚，眼中带着一种即将揭晓答案的郑重，“陈老师，如果你方便，我们现在可以去库房，将你手中的军号，与馆藏的那把原件，进行现场比对。”
陈砚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两人离开公共展区，穿过几道需要权限的门禁，进入了纪念馆后部的文物保管区。这里的空气更加恒温恒湿，光线柔和，异常安静。王浩向值班管理员说明情况并登记后，领着陈砚走进一间专用的鉴定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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