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十年秋,永历朝廷派遣的使者、光禄寺少卿程源,历经数月跋涉,终于抵达了昆明。孙可望果然做足了表面功夫,命“秦王府”属官以亲王礼制,大开昆明城门,旌旗仪仗导引,将程源一行迎入城内馆驿,极尽隆重。
次日,程源奉旨至秦王府正式宣诏。银安殿上,气氛庄重而微妙。孙可望身着亲王常服(虽形制已暗中逾矩),率麾下文武,跪听诏书。诏书中,永历监国朱常沅对孙可望“镇守西南、劳苦功高”大加褒奖,重申其秦王封爵,并赏赐金银缎匹。同时,也对李定国、刘文秀等将各有封赏,言辞恳切,一派朝廷倚重边陲重臣的格局。
宣诏完毕,孙可望面无表情,依礼谢恩,接下赏赐。当晚,更设盛宴款待程源。席间,孙可望谈笑风生,屡屡提及当年与张献忠转战南北的“艰苦”,以及如今经营云贵的“不易”,言语间,隐隐将云贵视为自家基业,对南京朝廷,则是一种“遥尊”的姿态。程源久经官场,心知肚明,只能虚与委蛇,强调“监国倚秦王为社稷柱石,东南半壁,皆赖王爷屏藩”。
然而,这场表面和谐的盛宴之下,暗流愈发汹涌。程源的到来,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孙可望集团内部深刻的裂痕。
安西王府内,李定国托病未赴晚宴。他手中摩挲着朝廷赐下的安西王金印和诰券,心潮起伏。与孙可望那边看似隆重实则倨傲的接旨场面相比,程源在拜访他时,私下转达了监国朱常沅的“口谕”,言辞极为推重,称其为“国之干城”、“赤胆忠心”,并隐约透露出对孙可望僭越之举的知晓与不满,希望李定国能“顾全大局,匡扶正道”。这寥寥数语,比那厚重的金印更让李定国感到一股暖意和沉重的责任。
“监国知我……”李定国喃喃自语,心中对孙可望的不满又加深了一层。相比之下,孙可望近期的举动更令他心寒:不仅强行调走了他的精锐铁骑营,还以“统一粮饷”为名,大幅削减了他所部的粮草供应,致使军中已有怨言。这分明是步步紧逼,要削其羽翼!
与此同时,抚南王刘文秀 的处境也有些尴尬。他在川中前线奋力作战,却收到孙可望钧旨,令其“暂缓攻势,巩固既占之地”,明显是担心他立下大功,尾大不掉。刘文秀性格较为持重,虽对孙可望的猜忌有所察觉,但念及兄弟情分和当前抗清大局,选择了隐忍,但心中的隔阂已然种下。
程源在昆明期间,除了公开活动,暗中亦通过极为隐秘的渠道,与黔国公沐天波 见了面。沐天波将一份密折交予程源,详陈孙可望在滇一切僭越不法之事,并再次强调李定国“忠义可用,然受制可望,若能得朝廷明诏暗助,必能为国效力”。程源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将密折贴身藏好,准备返京后密呈监国。
程源离开昆明后不久,一场风暴终于被点燃。导火索是粮饷分配问题。孙可望的心腹、掌管粮饷的“户部尚书”万年策,公然再次克扣了拨付给李定国部的秋粮,理由是“川南刘文秀部军需紧急,需优先保障”。李定国麾下将士粮饷不继,群情激愤。
李定国再也无法忍耐,直入秦王府,当面质问孙可望:“大哥!川南要紧,难道我驻防滇北、拱卫根本的将士就该饿肚子吗?如此分配,何以服众?军心若散,何以抗清?”
孙可望高坐堂上,冷冷道:“定国,为帅者当顾全大局!文秀在川南与虏酋激战,粮饷自然优先。你部驻守后方,稍紧一些,克服便是。如此聒噪,岂是大将所为?”
“大局?”李定国怒极反笑,“大哥所言大局,便是不断削弱我与文秀,好让你秦王府一家独大吗?如此行事,与昔日八大王(张献忠)猜忌众将何异?只怕寒了将士之心,这云贵基业,未败于清虏,先亡于内耗!”
“放肆!”孙可望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李定国!你竟敢如此对孤说话!别忘了你的身份!”
“身份?”李定国目光如炬,逼视孙可望,“我李定国的身份,是八大王义子,是并肩血战出来的安西王!不是某些人僭越自封的私臣!今日粮饷之事,若不给个公道,休怪我麾下儿郎不答应!”说罢,竟不辞而别,愤然离去。
这次公开冲突,标志着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的矛盾彻底表面化、白热化。昆明城内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孙可望一方面严密封锁消息,一方面加紧迫害异己,数名被怀疑与李定国或沐天波过往甚密的官员被罢黜下狱。同时,他紧急调动直属的“禁卫军”加强昆明防务,并密令心腹将领加强对李定国各部驻地的监视。
李定国返回大营后,亦是怒火难平,下令所部提高戒备,防范不测。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刘文秀在川南闻讯,忧心如焚,连连遣使劝和,但孙可望置之不理,李定国也心灰意冷。
永历朝廷使者程源带来的“皇恩浩荡”,非但未能弥合裂痕,反而像一道强光,照出了这西南巨藩内部早已腐烂的痈疽,加速了其脓血的迸发。孙可望的专横猜忌,与李定国日渐觉醒的忠义之心及对兄弟情义的失望,激烈碰撞,将整个云贵局势推向了悬崖边缘。一场决定西南命运乃至影响整个南明格局的内部分裂,已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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