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川黔 方向,”竹鞭指向西南,“晋王(李定国)大军在昆明 应对清军压力,贵州 为枢纽,此路合计精兵约六万,年需饷银八十万两,粮米五十万石(滇黔地瘠,需大量外调)。”
“江西-闽浙 方向,”竹鞭划过南昌、赣州 至福州,“李公(李元胤)统筹,兼顾对福建 郑氏、沿江 清军水师之防御,驻军约五万,年需饷银六十万两,粮米四十万石。”
“两广 腹地及湖南驻防兵,约三万,年需饷银三十五万两,粮米二十五万石。南京禁卫及直隶卫所兵,约两万五千,年需饷银三十万两,粮米二十万石。各处水师(含郑彩 新编船队)年需饷银十五万两。”
他顿了顿,加重语气:“军饷一项,年需银至少三百二十万两,粮米一百九十五万石。 此尚未计战时额外犒赏、抚恤及紧急征调之费。”
还未算其他,仅军饷一项,银两已超岁入七十八万两!粮米缺口也达一百九十五万石对三百二十万石。殿内气氛瞬间降至冰点。
“其二,百官俸禄及宫廷用度。”沈廷扬继续道,“在京文武官员、宗室勋戚、各地官吏俸禄,虽已大幅削减,然年仍需银四十万两,粮米二十万石(部分折俸)。宫中用度竭力紧缩,年需银十万两,粮米五万石。”
“其三,制造与工程。打造军械、战舰,修缮长江、淮河防线城池、炮台,疏浚运河,年需银四十万两。”
“其四,赈济、抚恤及杂支,年需银十五万两,粮米十万石。”
沈廷扬合上册子,声音干涩:“综上所述,永历十六年,朝廷岁出总计约为:银四百二十五万两,粮米二百三十万石。”
“岁入:银二百四十二万两,粮三百二十万石。岁出:银四百二十五万两,粮二百三十万石。”朱常沅缓缓重复,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银两缺口,一百八十三万两。粮米……账面盈余九十万石,然前线军粮缺口巨大,且需备荒。”
巨大的亏空摆在面前。虽然粮米账面有盈余,但那是建立在湖广、云南等前线军队未能足额领取、地方多有拖欠的基础上。银两的缺口更是触目惊心。
殿内鸦雀无声,沉重的压力让每个人都感到呼吸困难。万元吉老脸通红,吕大器眉头紧锁。
然而,沈廷扬话锋一转:“然,此乃去年总账。去岁秋冬,朝廷收复福建 西路,开通海贸,今春南洋 米粮已到。永历十七年 情势,已有转机。”他拿起另一份墨迹较新的册子。
“转机何在?”李元胤沉声问,他在湖广前线,深知粮饷压力。
“转机一,在于福建西路新附,及浙江、江苏南部初步稳定,税基略增。”沈廷扬道,“预计今年田赋丁银 一项,或可增收银二十万两,粮三十万石。盐茶关矿 税,若两淮、闽浙 商路稍通,或可增收十万两。”
“转机二,在于海贸首航成功,打开局面。”他看向朱常沅,“郑将军带回的南洋米五万余石,已可部分填补前线缺口。所获硝石、硫磺、铜锡等,可充军资,减少外购支出。所获利润八万两 及今后稳定贸易,将成为重要财源。若广州、宁波 两口贸易不受大的干扰,今年海贸税利 或可达五十万两。”
“转机三,”沈廷扬顿了顿,“在于去岁多方筹措,特别是 度支司 新立,严查偷漏,追缴、抄没 所得,以及今春各地催缴的部分旧欠,约有四十万两 的额外进项,可计入今年弥补。加之监国厉行节俭,宫中用度再减,百官俸禄亦可酌情缓发部分……湖广前线,亦可令其加大屯田力度,以补军食。”
他最后总结,语气审慎:“若各项预期能够达成,无特大天灾兵祸,永历十七年,朝廷岁入,乐观估计可达:银三百二十万两左右,粮米三百五十万石左右。岁出,若军饷不再大幅增加,且能严控虚冒、激励屯田,或可努力压缩至:银三百八十万两,粮米二百四十万石。 如此,银两缺口可缩小至六十万两 左右,粮米将有一百一十万石 左右盈余,可填补前线缺口及充实仓储。”
“六十万两的缺口,一百一十万石粮米盈余……”朱常沅沉吟。缺口依然存在,但已从深渊边拉回。更重要的是,粮米若真能有盈馀,可极大缓解最紧迫的生存压力,稳定军心。
“沈卿所言岁入,可能确保?尤其是海贸五十万两?”朱常沅目光锐利。
“臣不敢确保,但必竭力为之!”沈廷扬肃然道,“田赋 需各地官吏用心,亦需前线稳固;海贸 需应对郑 氏挤压、荷兰人 干扰及虏廷 封锁,变数最大;追缴旧欠 更易招怨。然事在人为。度支司已拟定新则,严明赏罚。”
“军饷开支,可能再压缩?”朱常沅看向吕大器。
吕大器面露难色:“监国,湖广、云南 前线,对峙虏 军主力,兵不可减,饷不可缺。然或可精核兵额,汰弱留强,水师 及造船 之费,除郑彩 船队必需外,余者可缓。江西、福建 驻军,整编后或可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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