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川黔 方向，”竹鞭指向西南，“晋王（李定国）大军在昆明 应对清军压力，贵州 为枢纽，此路合计精兵约六万，年需饷银八十万两，粮米五十万石（滇黔地瘠，需大量外调）。”
“江西-闽浙 方向，”竹鞭划过南昌、赣州 至福州，“李公（李元胤）统筹，兼顾对福建 郑氏、沿江 清军水师之防御，驻军约五万，年需饷银六十万两，粮米四十万石。”
“两广 腹地及湖南驻防兵，约三万，年需饷银三十五万两，粮米二十五万石。南京禁卫及直隶卫所兵，约两万五千，年需饷银三十万两，粮米二十万石。各处水师（含郑彩 新编船队）年需饷银十五万两。”
他顿了顿，加重语气：“军饷一项，年需银至少三百二十万两，粮米一百九十五万石。 此尚未计战时额外犒赏、抚恤及紧急征调之费。”
还未算其他，仅军饷一项，银两已超岁入七十八万两！粮米缺口也达一百九十五万石对三百二十万石。殿内气氛瞬间降至冰点。
“其二，百官俸禄及宫廷用度。”沈廷扬继续道，“在京文武官员、宗室勋戚、各地官吏俸禄，虽已大幅削减，然年仍需银四十万两，粮米二十万石（部分折俸）。宫中用度竭力紧缩，年需银十万两，粮米五万石。”
“其三，制造与工程。打造军械、战舰，修缮长江、淮河防线城池、炮台，疏浚运河，年需银四十万两。”
“其四，赈济、抚恤及杂支，年需银十五万两，粮米十万石。”
沈廷扬合上册子，声音干涩：“综上所述，永历十六年，朝廷岁出总计约为：银四百二十五万两，粮米二百三十万石。”
“岁入：银二百四十二万两，粮三百二十万石。岁出：银四百二十五万两，粮二百三十万石。”朱常沅缓缓重复，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银两缺口，一百八十三万两。粮米……账面盈余九十万石，然前线军粮缺口巨大，且需备荒。”
巨大的亏空摆在面前。虽然粮米账面有盈余，但那是建立在湖广、云南等前线军队未能足额领取、地方多有拖欠的基础上。银两的缺口更是触目惊心。
殿内鸦雀无声，沉重的压力让每个人都感到呼吸困难。万元吉老脸通红，吕大器眉头紧锁。
然而，沈廷扬话锋一转：“然，此乃去年总账。去岁秋冬，朝廷收复福建 西路，开通海贸，今春南洋 米粮已到。永历十七年 情势，已有转机。”他拿起另一份墨迹较新的册子。
“转机何在？”李元胤沉声问，他在湖广前线，深知粮饷压力。
“转机一，在于福建西路新附，及浙江、江苏南部初步稳定，税基略增。”沈廷扬道，“预计今年田赋丁银 一项，或可增收银二十万两，粮三十万石。盐茶关矿 税，若两淮、闽浙 商路稍通，或可增收十万两。”
“转机二，在于海贸首航成功，打开局面。”他看向朱常沅，“郑将军带回的南洋米五万余石，已可部分填补前线缺口。所获硝石、硫磺、铜锡等，可充军资，减少外购支出。所获利润八万两 及今后稳定贸易，将成为重要财源。若广州、宁波 两口贸易不受大的干扰，今年海贸税利 或可达五十万两。”
“转机三，”沈廷扬顿了顿，“在于去岁多方筹措，特别是 度支司 新立，严查偷漏，追缴、抄没 所得，以及今春各地催缴的部分旧欠，约有四十万两 的额外进项，可计入今年弥补。加之监国厉行节俭，宫中用度再减，百官俸禄亦可酌情缓发部分……湖广前线，亦可令其加大屯田力度，以补军食。”
他最后总结，语气审慎：“若各项预期能够达成，无特大天灾兵祸，永历十七年，朝廷岁入，乐观估计可达：银三百二十万两左右，粮米三百五十万石左右。岁出，若军饷不再大幅增加，且能严控虚冒、激励屯田，或可努力压缩至：银三百八十万两，粮米二百四十万石。 如此，银两缺口可缩小至六十万两 左右，粮米将有一百一十万石 左右盈余，可填补前线缺口及充实仓储。”
“六十万两的缺口，一百一十万石粮米盈余……”朱常沅沉吟。缺口依然存在，但已从深渊边拉回。更重要的是，粮米若真能有盈馀，可极大缓解最紧迫的生存压力，稳定军心。
“沈卿所言岁入，可能确保？尤其是海贸五十万两？”朱常沅目光锐利。
“臣不敢确保，但必竭力为之！”沈廷扬肃然道，“田赋 需各地官吏用心，亦需前线稳固；海贸 需应对郑 氏挤压、荷兰人 干扰及虏廷 封锁，变数最大；追缴旧欠 更易招怨。然事在人为。度支司已拟定新则，严明赏罚。”
“军饷开支，可能再压缩？”朱常沅看向吕大器。
吕大器面露难色：“监国，湖广、云南 前线，对峙虏 军主力，兵不可减，饷不可缺。然或可精核兵额，汰弱留强，水师 及造船 之费，除郑彩 船队必需外，余者可缓。江西、福建 驻军，整编后或可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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