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九年三月，院子里的老槐树还秃着枝桠，只在树根处冒出些惨绿的草芽。
张砚在摹形司已经干了小半年。日子过得规律到刻板：卯时点卯，辰时开始干活，午时吃饭，未时继续，酉时下值。干的活大同小异——抄、对、记。抄那些源源不断送来的口供，对不同人供述的同一件事，记下所有细微的差别。
他也渐渐摸清了这里的门道。摹形司不大，常驻的也就十几号人：三个和他一样的记录员，几个打杂跑腿的，还有吴良。但每隔七八天，总会有生面孔被领进来，关进后院那排加了铁栅的屋子，过几天又悄无声息地消失。
三月初九那天早上，点卯时吴良多说了两句。
“今日有初校。”他站在屋檐下，晨光斜照在他脸上，那张白净的脸看起来几乎透明，“你们三个都去。带好纸笔。”
“初校是什么？”年纪最轻的记录员陈焕小声问。他是两个月前才来的，保定人，原来在县学里做誊录生。
吴良瞥他一眼：“去了就知道。”
早饭后，三人被带到后院。
张砚这还是第一次白天进后院。
平时夜里听见动静，他谨记告诫，从未踏出过房门。院子比前院大，青砖铺地，砖缝里长满暗绿的苔藓。正对院门是座三开间的堂屋，门楣上挂着匾，写着“澄心堂”三字，字迹已经斑驳。
堂屋里光线昏暗。窗户都用厚棉纸糊死了，只在高处留了两个巴掌大的通风口，漏进几缕光柱，能看见灰尘在光里翻滚。
屋子正中摆着两把椅子，相隔约一丈。椅子是硬木的，没有垫子，扶手处磨得发亮。椅子前各设一张小几，放着笔墨。
“坐。”吴良指指靠墙摆着的三张方凳。张砚三人坐下，正好能同时看见两把椅子。
等了约莫一炷香时间，侧门开了。两个穿灰布囚衣的人被押进来。两人都是中等身材，四十岁上下，面貌有六七分相似。
都是长方脸，浓眉，鼻梁高。区别只在一个脸颊有颗黑痣，另一个没有。
两人被分别按坐在椅子上。押送的人退到门外，关上门。
吴良走到屋子中央，清了清嗓子。
“今日问的，还是康熙十二年冬，北京城里的事。”他的声音在空荡的堂屋里回响，“我问，你们答。要说实话，要说得细。听明白了？”
两人都点头。有痣的那个喉结动了动，没痣的眼神直勾勾盯着地面。
“第一个问题，”吴良背着手，踱到左侧，“腊月二十二那天晚上，你们在哪儿？”
有痣的抢先开口：“在鼓楼西大街的李家车马店，后院第三间房。”
“和谁在一起？”
“和……和杨大哥，还有刘三、赵麻子。”
没痣的这时候抬起头，接话：“杨起隆杨大哥。那晚我们一共五人，在李家车马店后院第三间房碰头。屋里烧着炭盆，窗户糊了厚纸，但西北角漏风，冷风飕飕地往里钻。”
张砚迅速记录。他负责有痣的那个，陈焕负责没痣的，老记录员周伯则专门记两人的动作、语气、停顿。
吴良继续问：“那晚商议什么事？”
有痣的：“商议……商议腊月二十三夜里举事。杨大哥说，宫里有人接应，只要我们在外头放火为号，就能冲进皇城。”
没痣的：“杨大哥那晚喝了酒，脸红红的。他说腊月二十三小年夜，宫里守备松懈，西华门有内应。我们的人分三路：一路在正阳门放火，一路攻西华门，还有一路在鼓楼策应。他还拿出一面黄旗，旗上绣着‘大明朱三太子’。”
接下来的半个时辰，吴良问了十几个问题。事发的经过、同伙的样貌、说过的话、甚至那晚吃了什么——烧饼夹酱肉，喝了二锅头——两人答得几乎一模一样。
不，不是几乎。张砚笔尖越来越慢，冷汗从鬓角滑下来。他负责记录有痣的，但耳朵同时听着没痣的答话。两个人的用词、语序、甚至停顿的位置，都重合得可怕。
比如说到“冲进皇城”时，两人都在“冲”字后面顿了半拍，才说出“进皇城”。
比如描述那面黄旗，都先说“旗是黄的”，停一下，再说“绣着六个字”，再停，然后一字一顿：“大、明、朱、三、太、子。”
就像……就像在背同一篇课文。
问话结束，吴良摆摆手，两人被带出去。门关上，堂屋里只剩下记录纸张的窸窣声。
“核对。”吴良说。
三人把记录铺在中间的大桌上，逐字逐句比对。张砚越对心越沉。除去一些无关紧要的口音差别——有痣的带点山东腔，没痣的更像直隶口音——核心内容的重合度，非常高。
“九成。”周伯捻着胡子，老眼眯起来，“至少九成。”
“不止。”陈焕指着其中一段，“你们看，说到‘内应’这段，两人都用了‘宫里的老人’这个说法，都没具体说姓名。说到举事时间，都是‘亥时三刻’，不是‘亥时’，也不是‘亥时正’。太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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