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四年。
八月刚过，夜里就起了凉风，院子里的蝉鸣一天比一天稀疏。
张砚回到摹形司已经三个多月了。南巡路上的那些疑问，他没有再提，像把种子埋进了土里，任它在地下悄悄生根。每天照旧记录、比对、核算，日子平静得近乎沉闷。
九月十二那天，吴良让他去库房取些旧档。
摹形司的库房在后院最西头，是间独立的小屋，常年上锁。钥匙在吴良手里，平时只有他能进。这次破例给了张砚一把，说需要康熙十三到十五年间的几份原始口供。
“编号从甲字一号到甲字三十七号。”吴良递过一张清单，“找到后搬到前厅来，我要重新校勘。”
张砚接过钥匙。铜钥匙沉甸甸的，边缘磨得光滑，握在手里有股凉意。
库房比想象中小。进门一股霉味混着旧纸的酸气。靠墙立着几排木架，架上整整齐齐码着蓝布封面的册子，按年份和编号排列。窗户开得很高，蒙着厚厚的灰尘，透进的光线昏黄。
张砚找到康熙十三年那排。册子封面上用朱笔写着编号，字迹已经褪色。他抽出甲字一号，翻开。
纸页脆得厉害，翻动时要格外小心。内容还是那些——杨起隆案的供词，自称朱三太子者的叙述。但和后来誊录的版本相比，这份原始记录要粗糙得多：字迹潦草，涂改处多，有些句子写到一半断了，在旁边补上。像是审讯时匆忙记下的。
他一份份找，找到清单上列的三十七份。抱起来时，最底下那份滑了一下，掉在地上。张砚弯腰去捡，发现册子落地时摊开了，露出中间一页。
那一页的页眉处，有行小字。
不是供词内容，是后来添上去的批注，用另一种墨色写的。字很小，但很工整：“此段与丙号七录同，然丙录多‘旗角破’三字。疑丙录为后补。”
丙号七录？张砚记得，那是康熙十五年的一份记录。按时间，应该在康熙十三年这份之后。但批注的意思是说，康熙十五年的记录里，多了一个细节——“旗角破”，而康熙十三年的原始记录里没有。
他蹲下来，仔细看。这份是甲字十八号，记录的是个叫刘二的犯人供词，关于杨起隆掏出黄旗的细节。原文写的是：“杨取黄旗示众，众皆跪拜。”
没有“旗角破”。
张砚心里动了一下。他起身，在架上找到丙字七号册子，翻到对应段落。果然，上面写着：“杨取黄旗示众，旗角挂窗钩破一寸许，众皆跪拜。”
多了一句。
他放下册子，在昏黄的光线里站了一会儿。库房很静，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灰尘在光柱里缓缓飘浮。
也许只是记录时的疏漏？或者两个犯人说的版本本来就有出入？
可批注里那个“疑丙录为后补”，让他不安。“后补”是什么意思？是后来有人补记了这个细节，还是有人修改了记录？
张砚摇摇头，把这些念头压下去。他抱起那摞册子，锁了库房门，回到前厅。
吴良正在等。见张砚进来，他指了指桌案：“放这儿。你帮我一起校。”
校勘工作繁琐。要把原始记录和后来誊录的版本逐字比对，标出差异。两人对坐，吴良看原始记录，张砚看誊本，一人念，一人对。
校到甲字十八号时，张砚顿了顿。
“怎么了？”吴良抬眼。
“这段……”张砚指着誊本上那句“旗角挂窗钩破一寸许”，“原始记录里没有这句。”
吴良接过原始册子，看了片刻。“嗯，是没有。可能是后来审讯时补充的细节，誊录时加上了。”
“可批注上说，‘疑丙录为后补’。”张砚小心地说。
吴良手停了一下。他翻到页眉，看了看那行小字，然后合上册子。“那是老何的笔迹。他以前管库房，喜欢在记录上添些自己的看法。不必在意。”
老何，张砚听说过。是摹形司早年的一个老文书，康熙十九年病死了。
“那到底有没有‘旗角破’这个细节？”张砚问。
吴良看着他，看了很久。“有没有，很重要吗？”
张砚答不上来。
“张砚。”吴良把册子放回桌上，“你记着，在这里，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致’。三十七份记录，最后都要修成一样。有出入的地方，要弄清楚哪个版本更合理，然后统一。至于哪个是真的……没人知道，也没人在意。”
这话说得直白，甚至有些冷酷。张砚看着桌上那些泛黄的纸页，忽然觉得，这些记录像一具具尸体，正在被解剖、缝合、化妆，最后变成某种标准化的范本。
校勘工作持续了五天。每天从早到晚，对着一行行相似又相异的文字。张砚越校，心里那个疑团越大。他发现了更多出入：
有份记录里，犯人供称杨起隆“左脸颊有颗黑痣”；另一份里说“右眉梢有疤”；还有一份根本没提相貌。
有份记录详细描述了那晚吃的菜——“烧羊肉、炒白菜、腌萝卜”；另一份只写“吃了些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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