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六年。六月，太阳就毒辣辣地晒下来。
摹形司地下的匠作间倒还阴凉，但空气里那股药味更浓了，闷在里头，闻久了让人头晕。张砚从五月底开始，就觉得“玄黄一号”有些不对劲。
说不上具体哪里不对。它还是按时起床，按时看书，按时接受测试，对答如流，举止得体。但张砚总觉得，那双眼睛里，多了些东西。不是预设的悲情，不是设计的忧郁，是另一种更隐晦、更锐利的东西——像在观察，在计算，在等待。
吴良也察觉了。六月初三那天，他私下对张砚说：“最近跟它接触，有什么异常吗？”
张砚想了想：“没有明显异常。就是……就是觉得它太‘静’了。以前还会主动说几句话，问些问题，最近很少了。”
吴良沉吟：“药量减了之后，自主意识会增强。这是正常的。只要不影响任务就行。”
但张砚觉得，不是“增强”那么简单。是某种质变。
六月初八，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下午，张砚照例在“适应房”陪“玄黄一号”。窗外又下起雨，哗啦啦的，打在窗棂上。屋里光线很暗，点了盏油灯。
“玄黄一号”在看书，是《史记·项羽本纪》。看到垓下之围那段时，它忽然放下书，抬头看向张砚。
“张先生，”它问，“您说，项羽该不该过江东？”
张砚一愣。这个问题，不在预设范围内。他谨慎地回答：“历史已成定局，后人评说而已。”
“可如果项羽过了江东，历史会不会不一样？”它追问，眼神很认真。
“也许吧。但历史没有如果。”
“玄黄一号”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那如果……如果甲申年，崇祯皇帝南迁了，历史会不会不一样？”
这话问得危险。张砚心里一紧，面上尽量平静：“这是假设，不好说。”
“可人活着，不就是在做选择吗？”“玄黄一号”说，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选对了，活；选错了，死。或者……生不如死。”
它顿了顿，看向窗外雨幕：“张先生，您说，我这一生，有多少选择是自己做的？”
张砚答不上来。它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都是被设计好的。哪有什么选择？
“玄黄一号”似乎也不需要他回答。它转回头，继续看书，但张砚注意到，它翻页的手指，在微微发抖。
那天张砚在记录里详细记下了这次对话。吴良看了，眉头皱起来。
“它开始思考‘选择’和‘命运’了。”吴良说，“这是自我意识深化的表现。要注意引导，不能让它往消极的方向想。”
“怎么引导？”张砚问。
“强化‘责任’和‘使命’。”吴良说，“让它觉得，它的命运虽然悲剧，但有意义。是为‘故国’，为‘气节’，为某种高于个人的东西而牺牲。这样，它才能坦然接受结局。”
张砚明白了。这是要给它的死亡，赋予意义。让它觉得，死得有价值。
可这种“意义”，不也是被灌输的吗？
六月中旬，“玄黄一号”开始出现一些更细微的变化。
它会自己调整作息。原本设定的起床时间是卯时三刻，但它常常提前半个时辰就醒了，在屋里慢慢踱步，或者站在窗前，看着外面天色一点点亮起来。
它会挑剔饮食。原本的药膳，它吃了几口就放下，说“没滋味”。吴良让厨子调整配方，加了点盐和香料，它才勉强吃下去。
最让张砚在意的是，它开始“回忆”一些没有被灌输过的细节。
有天它说，记得小时候在宫里，有个姓贺的老太监，会做一种特别的糖人，用的是麦芽糖和芝麻，捏成各种小动物。
张砚查了档案，朱慈焕的口供里，提到过“贺太监”，但没提糖人。这个细节，可能是它自己“创造”的，也可能是零散信息在脑子里拼凑出来的。
还有一次，它说梦见自己在一条很长的巷子里走，两边都是高墙，看不见头。巷子里有回声，像很多人在同时说话，但听不清说什么。
这个梦，张砚觉得熟悉——他自己也做过类似的梦，在摹形司这些年，压力大的时候就会梦到。难道是“玄黄一号”感应到了他的梦境？还是说，这种“被困”的焦虑，是这种环境下所有“囚徒”共有的？
张砚把这些问题都记下来。吴良看后，没说什么，只是让药房调整了“安神汤”的配方，加大了催眠成分。
但效果似乎有限。
六月廿五，“玄黄一号”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
那天吴良在场，例行测试。问完预设问题后，“玄黄一号”忽然说：“吴先生，我想出去看看。”
屋里静了一瞬。吴良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很快恢复：“出去？去哪儿？”
“就外面，院子里。”“玄黄一号”说，“我来了这么久，还没出过这间屋子。我想看看树，看看天，哪怕就一刻钟。”
它的语气很平静，但眼神里有种不容拒绝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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