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丽焦虑地在出租屋里来回踱步，心里像有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从周瑜回省城那天算起，已经过去三四天了。开始两天，她还能勉强保持镇定，安慰自己说省城路远，见领导、汇报情况、等待指示都需要时间。可越往后，时间越是难熬，每一分每一秒都像被拉长了无数倍。
小小的堂屋里，空气似乎都凝滞了。秀英靠坐在里屋床上，眼睛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手里无意识地捻着一小块旧布，那是她以前给赵刚补衣服剩下的。李玉珍的病稍微好了一些，能下床走动了，但精神依旧萎靡，常常坐在凳子上发呆，一坐就是半天，嘴里偶尔念叨着“老五”、“猛子”。小芳则里里外外地忙着，扫地、擦桌子、烧水、准备简单的饭食，用忙碌来对抗内心的焦灼，可她的动作也常常走神，不是碰倒了凳子，就是煮饭忘了看火。
“梅丽姐，你别转了，转得我头晕。”小芳看着梅丽脚下都快磨出印子的地面，忍不住小声说。
梅丽停下脚步，叹了口气，在桌边坐下，双手撑着额头。“我坐不住啊，芳姐。这都几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电话也不敢多打，怕影响他办事。你说……会不会不顺利？”
“周大哥那么有本事，在省里当干部，肯定能想到办法的。”小芳这话说得没什么底气，更像是自我安慰。她也担心，毕竟对方是飞皇集团，是那个听起来就很厉害的陈少。
秀英在里屋听到了，幽幽地开口，声音干涩：“丽丽，别太指望了。咱们家这事……水深。周同志能帮咱们到这一步，已经是大恩大德了。就算……就算他那边没办法，咱们也不能怨人家。”话虽这么说，她眼底深处那一点点因为周瑜出现而重新燃起的微弱希望，却在等待中慢慢黯淡下去。经历过太多失望和打击，她已经不敢再抱太大的期望了。
李玉珍也挪到堂屋门口，倚着门框，眼圈又红了：“我就怕……就怕猛子在里头……唉，这孩子脾气倔，不知道会不会吃亏……建军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
“建军哥会回来的！他一定有办法！”小芳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语气急切地说。可这话说出来，连她自己都觉得渺茫。建军哥远在边疆，通信不便，家里发生的这些事，他可能还一无所知。等他回来？谁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家里还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
几个女人互相说着安慰的话，可那些话语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她们像是被困在孤岛上的人，眼巴巴地望着唯一可能驶来的救援船只，却不知道它是否会来，何时能来，又能不能冲破风浪。
等待，成了最煎熬的刑罚。
此刻，在返回清源县的路上，周瑜的心情比这阴沉的天色还要沉重。
他坐在长途客车的靠窗位置，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略显荒凉的冬日景象，眉头紧锁，一路无言。脑海里反复回放着与秘书长的谈话，以及对方那被迅速化解、看似无懈可击的反馈。
挫败感，像冰冷的潮水，一阵阵漫过心头。
他原本以为，凭借自己所能接触到的最有力的“上层关系”，至少能撕开一道口子，给王家带来一丝转机。可现实给了他一记闷棍。对方不仅轻易地抵挡住了这波压力，还展现出了远超他预估的、在地方上盘根错节的能量和娴熟的危机处理能力。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是一张精心编织的、渗透到各个层级的关系网和利益共同体。
王猛依然被关着，理由“正当”。王家的困境没有丝毫改变。赵刚的死，依旧被定义为“意外”。飞皇集团的推土机，恐怕很快又会开动。
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这种无力，并非来自于他个人的能力不足，而是来自于一种结构性的、系统性的阻力。当规则被某些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当权力与资本紧密结合形成壁垒，个人的努力和正义的呐喊，往往显得那么微弱。
他想到了梅丽那双充满信任和期盼的眼睛，想到了秀英婶那憔悴而绝望的面容，想到了王猛可能正在承受的折磨，想到了赵刚那条不明不白逝去的年轻生命……这些画面交织在一起，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胸口，让他喘不过气。
难道就这么算了？眼睁睁看着王家被彻底碾碎？看着正义被践踏，恶行被掩盖？
不，不能。
周瑜用力揉了揉眉心，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开始重新思考。
秘书长那条路暂时走不通了，或者说，常规的、体制内施压的路径，在对方早有防备且势力深厚的情况下，效果有限，且容易陷入对方擅长的“程序”和“解释”游戏。
必须换条路走。
他想起了梅丽提到的那个在省报实习的师兄，孙记者。舆论？这或许是一把更锋利但也更危险的刀。用得好，可以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迫使有关部门不得不正面回应和调查；用不好，可能会打草惊蛇，引来对方更疯狂的反扑，甚至可能危及梅丽她们的安全，也让自己陷入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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