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什么话说？
郁新四人对视一眼，都苦笑一声。
你那么讲理，我们哪里还有话说，就按照你说的来吧，反正规矩是你定的，钱也是走国库出，我们只负责记下来，到时候邸报抄送发到地方，日后国库按照章程支银便是。
致仕和丁忧都涉及到国库的支出问题，能省的地方是一定要省下来的，跟礼法那些乱七八糟的糟粕规矩，其实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说到底，无非是这些官员又想拿钱又不想上班，才找尽借口给自己谋私利罢了，给自己批一层道德的外衣，就真拿自己当人了？
后世没有丁忧制，甚至很多的官吏在父母丧礼的时候都忙在第一线而不去参加，反而被社会认可和夸赞，老百姓对这种官从来不吝啬自己的爱戴之情。
怎么不见日常一喷的那些人站出来拿祖制说事，来抨击这些第一线为了百姓殚精竭虑的优秀干部？
真以祖制来说，周礼还没有定丁忧这个说法呢。
生老病死不就是世间常事吗？
“致仕、丁忧这两项的开支你们户部记下来，日后朝廷在这两块的开销要有明细，该花的不能省，该省的，多一个铜板，朝廷都不出！”
朱允炆见四人都记了下来，便一摆手：“行了，下去执行吧，今日事今日毕，现在就去通政司，按照这个标准以内阁和户部的名义发邸报，抄送地方，所有自今日起尚在丁忧期的也要通知到，地方也要开展自查，岁数到线的一律清退，官吏的问题，朕召吏部来议。”
四人便齐齐领了命。
“召毛泰来。”
等四人离开后，朱允炆便唤了一声，而后开始埋头考虑官吏的补充问题。
朝廷三年一科，这个时间跨度有些大了。一旦按照这新的退休标准来走，公务员的补充速度跟不上离任的速度，那就必须要多考，但是这个科举是大事，三年一考朝廷才能有足够的时间来摸清楚每一个进士、贡生的水平。
考定问题向来麻烦，如何才能保证选材是足以配得上地方的位子呢？
还有就是中枢到地方，很多官员的私人问题比较严重，有的官一边做官，一边家里人忙着经商，官商不分、官商勾结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也要把控。
毛泰来的时候，朱允炆才刚刚写好想法，一看毛泰想要施礼，就被朱允炆打断，然后老规矩。
赐座，上文房。
朱允炆哪有功夫跟他们商议，他脑子里想的东西这些当官的没有一个会去想，根本不存在商议的基础。
“朕方才让户部酌定了新的致仕、丁忧细则，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致仕和丁忧要改制，那势必会牵扯到吏部的选官和安置，所以朕召你来，有些新的政策要颁行，你记一下。”
毛泰这才知道朱允炆上文房的原因，当下便忙的拿起笔来。
“地方上七品衔以下官吏到五十五岁和五十岁就要自动离职卸任，人员的补充是个大问题，朕这边打算在朝廷每三年一回的科举之外，地方要酌情补考选拔官吏。”
这一点，朱允炆借鉴了后世的国考和省考，只不过后世这两种公务员考试都是一年一考，朱允炆这里打算在地方上的考录略作微调。
“地方各省每年可以举行一次针对举人、秀才功名之类学子的考录，考题以各省民事、时政为主要内容，考定过的，补进省府衙门做胥吏、在各县充任副职，领朝廷俸禄，而且每三年的科举，他们仍然可以参加，工作不耽误学习。”
省府县三级的主官选择，仍然是以科举为主，每年科举的进士、贡生都会在翰林院待一阵，然后经过吏部和都察院的考定，等地方县缺主官后下放赴任，但是胥吏这种就完全没必要中央来操心了，地方有负责官吏安排、调动的署衙，职责类似于后世的组织部，既然如此，这些举人秀才就可以发挥他们的作用了。
大明朝读书人就那么多，还没到人均治国的地步，这群文化人一次科举过不了就回家继续寒窗苦读，实在是浪费，让地方组织时政民事考定，不考八股文，要的就是看他们实际能力，门槛和难度放低些，过了关直接当差吃皇粮，也正好在一线，贴近百姓基层积累些治国治地方的知识。
一边当值，一边读书，等将来科举过了，做了县令，也没必要花钱再买一本《官员到任须知》这种为官指南。
而且等求是报刊发之后，科举的内容也会改，改的更接地气，更贴近基层。这些打一线就开始积累经验的举人秀才，就有了足够的施政基础，会逐渐走上主官领导岗位，不会再用古贤典籍中那些死板的教条来施政治国。
谈完了基层官吏的补充问题，接下来便是裁汰的问题。
朱允炆说起来是毫不客气的。
“自中枢往地方，官员多子嗣数人亦或数十人，其子中有不第则另谋生路，父为高官封疆大吏，子必为一省豪商，此事其中或有隐秘污秽，自今日起，应严查于微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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