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谦当然不知道赵宋为了抵挡梁山军，甚至都与苗瑶土侗有了勾当。要知道他们可是素来敌视这些化外之民的。
在宋代官府中，苗瑶土侗被他们称为峒寇、瑶獠、蛮猺，将桂阳与郴、连、贺、韶四州环行千余里内，居住其中，不事赋役的少民，通通谓之猺人。
那内里甚至不少人本为汉人，只因为赵宋税赋逼压太甚，走投无路，而被迫逃入大山。
可谓是主动的‘变夏为夷’的典型了。
就像前文提及的黄捉鬼。此人是吉州人，纯粹的汉民，但却与苗瑶土侗混迹一处，给赵宋带来许多许多的麻烦。
那赵宋官府把居住于内地，要缴纳赋役，由政府编户的人叫“省民”，而脱离政府管辖，不向政府缴纳赋役居住于溪峒的少民叫“峒民”。因桂阳监地与蛮瑶相接，故边境地带的赵宋“省民”与“峒民”杂居相处，往来密切。有时“峒民”向“省民”购买田产，那边境的一些汉族豪猾大姓为逃避赋税就纷纷把田产寄匿“峒民”身上，官府为此逼税，便就往往会发生直接向“峒民”征收赋税的情况，亦或追捕因逃避赋税而逃入山峒的省民而引起对峒民的骚扰，致使峒民对赵宋官府极是敌视，对汉民也多有仇视，如是也往往是起而为寇。
以桂阳监为例，“峒民”作为”化外之民”，其居住地桂阳监周遭的广大山区自然就成了“王化”所不及的“化外之地”，成为各种反抗政府之人的藏身之所，或是逃犯、是逃兵，逃税之人，或强盗犯罪，不齿于乡里之人。
以至于很多汉人也逃入衡州之南的山岭地带，彼处广袤百余里，与苗瑶接境，大木蒙密。国人逋逃其中，冒称夷人，出寇常宁诸邑，官军不能治也。
那黄捉鬼就是个例子。只从他的名字上便可看出，这人乃是一神汉，而苗瑶愚昧，多有信者。一遭犯了官司，便就纠集信者百数人藏身今桂阳与常宁交界的大山之中，啸聚为寇，同时引诱峒民贩卖私盐，反抗政府，截杀官军，成为宋王朝的心腹之患。
庆历三年（1043）衡州知州陈执方假借招安之名设计捕杀了黄捉鬼叔侄，余党走匿山中，官军进山追剿，欧阳修《再论湖南蛮贼宜早招降札子》中言：“推其致死之因，莫猺之俗，衣服、言语，一类正蛮。黄、郑初起之时，捕贼官吏急于讨击，逢蛮便杀，屡杀平人，遂致莫猺惊惶。”至是，其党遂合五千人出桂阳蓝山县华阴峒，害巡检李延祚、潭州都监张克明，遂演变成宋代最大的瑶乱。
所以，陆谦得军前奏报，大军南进桂阳监受当地少民困阻，其人与宋军同气连声时候，那几乎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听错了呢。
然而对于蓝贵来说，这也事出有因。大山虽然让瑶族勇士剽悍英勇，可狭窄的耕地却限制了部族峒寨的发展。蓝贵不是没见识的人，他知道只有占领着更多平原地区，才能和汉人一样，不断繁衍壮大族人！
但对陆谦而言，这却是一个完全没有想过的敌人。
赵宋与西夏的关系有多么恶劣，苗瑶土侗与赵宋的关系就有多么恶劣。现在这两家竟然说和平就和平了，陆谦当即下令解宝、邹渊引本部兵马前来。
但这一时半会儿的，梁山军在打破郴州之后，那西面的桂阳监与郴州州治西南的宜章便就都恢复了平静。
无奈何，用现下这些关于平原决胜的精锐来打桂阳监与宜章，在崇山峻岭中跟当地少民缠斗不休，太不划算了。
更重要的是，梁山军厮杀至今，已然有五个月了，师老兵疲，陆谦已经有暂且休兵的盘算了。
那晁盖也打不动了，杨志、秦明更是早就歇兵。
后者是打无可打，但好歹夺取了大半江南东路，也算有所得；而前者却看着赣南的绵绵大山和一个个神出鬼没的少民峒丁好生无奈。再说，整个大江以南都在降雨，还绵绵不绝，那高级军官自然无碍，普通军兵许就要以为自己整个人都要发霉了。
就是鲁智深、徐宁针对宝鸡、汉中的攻势，也困于地势而长久无有所进。
郑居中虽非用兵大才，却也中规中矩，使人据险而守，又多多筹备粮草物资，以安守军军心。鲁智深几次督兵厮杀，都未能如意。徐宁对汉中的攻势也被阻在了石泉。那地方，北依秦岭，南接巴山，汉水自西向东穿境而过，“两山夹一川”之势再明显不过。境内地形复杂，山峦叠嶂，河流纵横，北高南低，海拔高低悬殊大。只做经济，便是到了后世本处也是国家秦巴连片扶贫开发重点县。可是只军事上说，这儿也太便易防御了。
如此，这多路大军的攻势便都到了极致，陆谦也能观察到军中士气的降落，心中若再不生出撤军之念，就是脑袋有坑了。
从潭州一路冒雨抵到江北，那潮湿的天气叫他仍是不舒服，再从荆北经过襄阳，进到南阳城，这才感觉到一丝干爽来。
他人抵到南阳时候，那乘着联袂战船，溯江而上的杨志部，也已经进抵江陵。青面兽引几十名亲卫，快马加鞭，直驱南阳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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