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嘉本等关陇残余势力，李潼并不怎么放在心上，这些货大凡还有料，不至于让神都局势崩坏成这个样子。但这些人所掌握的门生奴仆，仍然是一股可观的力量，值得接纳吸收。
一口气放出几千个低品武官的散职，包括相应的禄料发给，李潼也并不感觉心疼，事实上他早有将六品以下武散阶作为大规模功劳给授的想法。只不过此前行台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权力，军功酬给的时候只能在钱帛方面加大力度。
贞观年间定制，凡九品以上文武职事官，皆带散官衔，谓之本品。这话说起来就像是文武散官仅仅只是官员相应的职称与待遇，是辨别品级的一种标准。但事实上，虽然有官则必有散，但有散则未必在官，后者才充分体现了大唐官制贵族化的一面。
所谓凡叙阶之法，有以封爵，有以亲戚，有以勋庸，有以资荫，有以秀孝，有以劳考。这其中封爵、亲戚、资荫，统统都意味着政治资源的世袭化，只要生在权贵人家，母胎里就带着官品。
秀孝是指人的才情德性、姑且不谈，勋庸和劳考则是事功，只有做了官才能谈得上事功，才有了叙阶的资格。
李潼倒不排斥政治资源的父死子继，毕竟他自己出身既尊贵、爸爸又多。而且对于如何破除世族政治、贵族政治，历史也早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发展科举，让朝廷选士的途径更加下沉普及。
但是在军事上，历史给出的答案则就相对比较晦深或者说沉重。虽然原本的历史上，受困于军事人才的断层，武周后期开设了武举，但武举给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与回哺则就远逊于科举。
这当然也很正常，军事本身就是一个实操性强的领域，也是统治集团最为关心与防备的话题，检验与试错的成本都极为高昂，远不同于科举、政治。
如今的大唐，在军事方面又是一个破而后立的渐变过程，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府兵制业已崩溃，而大规模的募兵体系仍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开元、天宝由盛转衰的经历也说明了即便这一套体系建立起来，所带来的结果未必能尽如人意。后世多有诟病的盛唐时期节度使权力畸大以及重用胡人将士等问题，除了唐玄宗晚年扒灰降智，其背后也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李潼也算久掌军机并且经常身临前线，抛开更加宏大的军制问题不谈，人事方面他感受比较深刻的一点就是军队方面上升途径实在是太少了，普通的小卒、哪怕是一线的精锐战卒，如果没有特殊的际遇，几乎不可能获得升迁，从卒提升为将。
军队中的将领们，绝大多数都不是出身寻常人家，这一点在行台西军中也不例外。将领主要获取途径，在于两衙诸卫的宿卫体系，特别是南衙亲勋翊三卫，这三卫中主要成员就是官宦子弟，天然的就已经把平民子弟排除在外。
所以李潼也一直在考虑，放低一下军功的酬给标准，特别是低品武官的给授，让普通士卒通过自身的努力相对更加容易的完成从兵到将的过渡，以此激发底层士卒们的尚武勇义，同时给朝廷开拓一下军事人才的遴选规模。
至于这当中所产生的行政开支，首先低品散官没有职事在身、是不给俸禄的，其次即便他们享有一些经济特权，干掉一个国公所节省的禄料开支，弥补百十个低阶武官的损失是绰绰有余的。
这样的普给滥授会不会造成武散官含金量直线下降？这是一定的，但那毕竟是以后需要面对的问题。李潼这种奖犒力度还是小的，他们李家刚造反那会儿，高祖李渊打进关中普授五品官，被人劝谏封赏给的太泛滥了，但李渊回答咱是造反、不是吃席，如果不成功、他妈的命都没了，现在计较这个就是多余。
眼下李潼所面对的局面虽然不是起家造反那么艰难，但也是社稷存亡、多事之秋，如果搞不定，祖宗都得让人给扬了，更没有必要拿几年、十几年之后将要面对的问题来制约当下的言行选择。
而且这一次群众们在则天门前助阵扑杀叛军，功劳的确也不小。虽然我家大门常打开，但那是北门自家人瞎闹腾，这一次差点被正面直刚，想想也让人觉得后怕。所以超格论功行赏，也是情理之中。
借着赏格公布、群情振奋之际，李潼又下令进行营伍整编。这方面也没有什么花巧，在场神都群众三四千人，三百人编成一营，以五十名在守则天门的行台老卒为核心，将已经阵列整齐的神都群众逢十抽一，很快就编成了十五个营队。
有了基本的军事编队后，接下来再使派任务就简单多了。诸营分成三班，两班出巡全城，一班留守皇城，肃清城中街道，若是遇到大规模的乱卒流窜亦无需出击，尽快回奏皇城，由皇城出兵捉讨，捉讨使由行台部将赵长兴担任。
当定乱使陈铭贞率队出巡全城之后，李潼才终于有时间了解一下綦连耀此次叛乱的具体情况。这一次叛乱发生的突然，李潼之所以提前知晓并疾行归都，是来自于田少安的报信。田少安的报信中也只是指出了有这样一种可能，具体内情所涉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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