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内部的大小派别，可谓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其中在都畿何处也分了两派，并且已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西京派自是支持众多、实力雄厚，东京派也同样不遑多让、盘根错节，毕竟，他们才是大汉早期统治帝国的人，对于这些，刘文济也不敢小视，予以一定的安抚也是十分必要的。
至于京都的选择，开封纵有千般好，但就一点缺陷，便足以让皇帝在非必要的前提下放弃。开封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不具备作为京城最该具备的“形胜”属性。
而随着承平时光日久，开封城已经完全沦为一个和平城市、盛世大都，如果从军事上来说，除了驻扎拱卫其安全治安的那些禁军、巡检、差役之外，开封并无军事安全可言。
再者黄、汴流域，时不时便有洪水泛滥，即便在二河整治、堤坝修筑上，朝廷已经投入了大量人财物力，但受时代与技术的限制，只是尽其力罢了，黄患依旧是悬在中原、两河官民头上的一把刀，由于地形地势的关系，开封比洛阳面临的威胁还要大。前者，滑州河决，官民损失重大，在刘文济的计划中，此番也是要亲自去看一看，抚慰民生的。
刘文济的这次南巡，始于建隆二年秋，随着皇权的巩固，政局的稳定，大汉帝国又迎来了一个高度繁荣的黄金发展时期。
许多昌隆之象，都是肉眼可见，甚至已经拿得出一些数据进行佐证。比如，帝国在建隆元年全年的各项税收，综合折合铜钱已计9150万贯，说不准未来的哪一年，就和人口一般破亿去了。
在这九千多万贯的税入中，金银铜币钱已经超过一半了，各类粮谷绢帛实物依旧是重要税收载体，随着币钱比例的提高，甚至引发了许多保守官僚的担忧，毕竟比起金银铜钱，还是实实在在的谷物绢帛，更能安人心，同时，各地官仓、义仓都需要填补，朝廷行政在实物的调用上需求同样很高。
同时，商税比例也在进一提升，除了占据大头的城镇市税外，江海陆诸口岸关税的税额，已是显着提高。仅五大海关，当年税入便高达八百万贯，当然这是建立在日益繁荣的海外贸易基础上，刘姓封国以及各大贵族在海外几十年拓殖发展成果已经开始真正兑现。
到了建隆时代，大汉国对外贸易，除了高丽、日本这种传统往来贸易伙伴之外，主要就是环绕于帝国周边的刘氏封国了。当然，与天竺、大食地区的贸易依旧在持续，但规模却在日益萎缩，尤其是后者。
原因是多方面的，汉文明与ysl文明之间的剧烈冲突是很重要的原因，即便“陆上玩命搏杀、海上热情贸易”这种事情的的确确发生着，但政治、宗教、文化方面的限制也是实实在在的。
另一方面则是，南洋那些掌握着东西进出航道的封国们，从事实上在帝国与西方贸易的过程中，形成了一道阻隔，他们虽然没有阻止西方的商人、商船到帝国本土去进行贸易，但也有很大部分阿拉伯商船，在南洋完成交易，获得所需商品之后，就即行返航了......
不得不提一嘴的是，由于大食地区战争频繁，再兼ysl文明的阻隔，严重影响到了汉人与欧洲人的贸易，从这一时期开始，两个地区都萌发了探索新航道、新商路的想法。
在野蛮扩张的南洋，甚至有些贵族与商人提出，该派军登陆阿拉伯，配合安西三国，把那阿拔斯帝国给灭了，把ysl世界给掀翻，彻底打通贸易商途，这样才更有利将大汉的丝绸、瓷器、茶叶、棉布行销世界......
当然，到目前为止，这也只是一种声音罢了，一种在南洋拓殖运动过程中被激发出的贪婪的扩张欲望。想要付诸行动，还有很多现实难关与条件，但是，南金洲“南梁国”（梁孝王刘晓一脉，因其生前无后，由鲁王刘暧子过继承袭）的一些海商，已经在组织船队，打算沿着非洲大陆继续向南探索。
......
虽然帝国内部上下，依旧有许多问题存在，但从整体上，依旧呈现出一个“昌隆盛世”的气象，就和当年太宗在位时期那般，进入建隆二年后，朝中就已经有人高喊“建隆盛世”了，说的就是宣慰使王增。
但对此事，刘文济可不敢堂而皇之地承认，理所应当地接受，盛世哪里是那么容易打造的，至少，整饬国政过程中碰到的那些困难与阻力，让刘文济不敢有丝毫的掉以轻心。
同时，亲历了整个雍熙时代的刘文济，可太清楚太宗时期的政风民情是怎样一种情况了，比之雍熙朝，他的建隆朝可还差得远。
别的不提，就太宗时期的优良政风，至今犹未得到倡正。拿吏治中的反腐肃贪来说，规矩依旧是那套沿袭至太宗的规矩，监察执法上也给予了强力支持，但贪腐之风，依旧不绝，此起彼伏。
天下的贪官墨吏们就像是在和刘文济打游击，没抓现行前，都是忠臣良吏，一旦揪出来，都是藏污纳垢。有些人，甚至连装都不想装一下，几乎是明明白白告诉刘文济：当官，可以；廉洁，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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