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短短几天的谈判后，历史上湾湾行政院发展基金给的5000万估值，到顾骜这里让步到了1亿美金。
本来么，其实八千万、九千万也都是能谈的，但顾骜更在乎的是快刀斩乱麻形成的震慑效应，所以也懒得计较最后千把万了，直接给个一亿，那就从八位数到九位数，可以暂时冲击一下谈判对象的感官，让对方因为震撼而暂时智商下降。
千万别觉得奇怪，一个有震撼力的金钱数字，有时候是会让本来冷静的人、暂时因为思想冲击而智商下降的。
谈判临近结束时，顾骜看得出来，张仲谋对于“他本人及他的团队值1亿美元”这个价格，还是非常满意的。
不过，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张仲谋算了一下之后，觉得依然会被顾骜持绝对大股，怕将来经营决策依然被顾骜掣肘。
而顾骜是不太可能再引入其他巨头股东的，这就跟历史上张仲谋在湾行院发展基金拿到的格局截然不同了。
历史上，湾积电起步的时候，各家之所以是42%、22%、21%、15%的股权格局，为的就是张仲谋跟常先生说好了，平时行发基的42%是授权给张仲谋自己的15%，一起合并决策的，行发基是不管事儿了。
这样，日常张仲谋就能得到57%，平时不用开董事会、股东会，就能把战略和战术层面的事儿都定了。
同时，万一将来湾湾最上面发生变化，行发基被某些想损害小股东利益的势力掌握了，那么张仲谋只要联合台塑七家或者飞利浦的任何之一，就能有36%的投票权，超过了30%这条红线——
在公司法健全的国家，30%线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就意味着小股东可以通过“集中投票制”确保在董事会里依然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有己方的董事席位，同时可以借助这些席位有效制止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
具体的操作很复杂，没必要在不喜欢学习公司法的诸位看官面前水字了，有兴趣自己度之即可。这儿只要记住30%股权这条线很重要即可。
（打个简单比方，在公司法没有定“集中投票制”的国家，一家公司选举董事的时候，就会存在比如3个董事席位，每个席位选的时候都有100张票，而大股东联盟手上有60张票，那就意味着第一个位置上大股东的代言人有60票，选上了，第二、第三个位置类推，全部3个董事都成了大股东的人。
有了集中投票制后，小股东可以把手头的40票乘3次的机会集中行使，也就是选第一个、第二个人的时候他一票也不投，不浪费，反正抢不过，选第三个董事的时候120票全部投出来（当然多出来的20票还是要浪费在前面的，不能溢出），这样可以确保董事会里至少有一个你的董事。）
……
这样捋清了思路之后，张仲谋有两点诉求就是绝对绕不过去的了：
首先，他要确保自己和心腹团队，怎么都能控制30%以上的利益，防止小股东利益受损。
其次，他不能容忍顾骜直接简单粗暴地一家独占50%以上股权，防止未来被顾骜翻脸的种种风险——当然这只是针对表决权，如果顾骜只是想多分钱、不管事儿，用其他安全的方法持股，张仲谋倒是不反对的。
顾骜的第一反应，是立刻学习后世搞个AB股，弄一些股份只分红，没有表决权。
奈何80年代，各国法律都不承认这种东西，这是不受保护的。何况顾骜表面上是要做成香江公司，而香江的金融法规直到后世都是没有AB股的——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高科技公司后世只能去纳斯达克上市，而没法到港股上市。
这就有点难办了。
而张仲谋自己的资本，加上顾骜给他的估值，是怎么也不可能凭空就占30%的，那样顾骜和其他人就太亏了，顾骜也不傻，不可能明显让步太多让人动摇。
顾骜思之再三，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以估值部分股权作为抵押的对赌。
“张叔，你觉得这样如何——我已经给了你和你的团队1个亿美金的估值，如果你还想要更多入股，你可以问我借钱，就用这1个亿估值的股权作为抵押，这样你最多可以加一倍杠杆。
当然，我们要以你创业后5年乃至更久时间段里实现的各项成绩指标数据，来作为对赌。如果经营指标都达标，甚至超额完成，你可以那超额部分的分红，来作为抵押的赎回款。
但是如果指标没达成，我只能执行抵押股份了，那么，你可能连一开始的一亿估值换来的股权都会被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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