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知一二，那不是我的研究方向。哦，小宋倒是很熟，你想谈这方面，他可以跟你聊。他在胡建做过好几年田野调查，一直都是在研究明朝的海防卫所走S和倭寇。”傅高义一副虚怀若谷的样子，让自己的助理跟顾骜聊这个具体问题。
顾骜笑着捧哏：“听得出来，宋教授这口音，一听就是在胡建待得很久，‘发现’都读‘花现’。”
宋逸民这家伙的普通话口音，在哈佛汉学界也算是一个奇葩的笑料了。英美汉学家普遍要么是标准的普通话或者金陵腔，要么是粤语，宋逸民的胡建腔算是一个异类。
“让顾先生见笑了，听说顾先生是钱塘人吧，以后我有机会学学吴语方言。”宋逸民陪着笑说，显得很诚恳。毕竟他现在才30出头年纪，只是傅高义的助理，不是什么牛逼学者，摆低姿态是必须的。
顾骜不再废话，直奔学术问题：“我们就不客套了，我想问问宋教授，按照我们刚才说的，仅仅按‘不要低估中国人从来没有重复博弈机会’这一理论角度，你觉得明朝最愚蠢的人是谁？”
宋逸民想了想：“按照您刚才的理论，你认为在一个朝代里，‘没有认清某些事情本朝已经有过先例，所以被严防死守，不可能再复制其成功’这一道理，而盲目乱来的人，才是最愚蠢的？
那我觉得，明朝最愚蠢的应该是朱宸濠吧？朱棣就是‘奉天靖难’篡夺的皇位，他不可能不留下一套防止藩王作乱的体系，他的子孙也永远不可能放松对这一点的警惕，所以朱宸濠找死，才是最愚蠢的。”
顾骜想了想，虽然不是他要的答案，但也不算错。
有些问题，本来就不止唯一的标准答案。
“宋教授的明史基本功还是不错的，从我定义的范式来归类，朱宸濠确实也算最蠢的之一。那我换一个问法，你觉得齐泰、黄子澄这些人，也算是最蠢的之一么？”
齐泰、黄子澄都是建文帝身边的大臣，早年建议削藩，后来抵御不力，都完蛋了，具体历史没什么好多说的。
而顾骜把这些失败者与朱宸濠相提并论，却让傅高义和宋逸民觉得匪夷所思。
这些人只是失败者，但也当不得“最”愚蠢吧？这不是双标么？
傅高义忍不住抢着回答：“顾，你这番话可有失偏颇，齐黄劝说建文帝削藩的操作步骤有些操之过急、或者军事才能不足，导致失败，那都是有的。但你分析历史就是以成败论英雄的么？这跟你刚才提出的‘最愚蠢’范式标准不一呀！”
顾骜只是微微一笑：“宋教授，你觉得呢？”
宋逸民面色有些苍白，想了很久：“如果非要牵强附会的话，难道你是以齐、黄当年劝说建文帝坚定信心的那番言论，来定齐黄二人是全明朝最蠢的？”
顾骜欣慰地点点头：“果然还是术业有专攻，没错，宋教授真是年轻有为反应快。”
傅高义甩过去一个眼神，让宋逸民解释。
宋逸民也心领神会，徐徐剖析：“黄子澄在朱允炆还是皇太孙时，一次朱允炆担忧叔父们势大，黄子澄便以汉景帝平吴楚七国之乱的典故，勉励朱允炆，说藩王不足为惧。
从黄子澄的一贯书生意气表现来看，他们都是真心相信他们举的例子是对的，所以按照顾先生的理论，他们也是大明朝最蠢的一群人之一：
朱允炆凭什么扮演明景帝？汉景帝是什么人？是刘邦第四子汉文帝的儿子，所以怎么也得是朱允炆的堂弟、他四叔的儿子朱高炽才是明景帝嘛。
朱允炆自己，不过是‘明惠帝’朱标的儿子，他应该是对应史书上都没资格算进‘汉代二十四帝’的后少帝，也就是吕雉立的那孙子，后来被周勃借口‘不是惠帝所生，是吕氏偷换的野种’，在迎立文帝之前灭了的。他四叔才是文帝啊。
齐、黄真心觉得朱允炆能类比景帝，那就说明他们误判了藩王篡位这事儿在明朝究竟是第一次出现还是第二次出现——顾先生说过，每一个招数如果第一次对一个圣斗士使用，是有可能一击必杀的。无效的只是第二次开始的重复，因为没有创新，所以纯粹找死。
齐、黄连一件事儿在本朝是第一次试图发生还是第二次试图发生，这个根本问题都没想清楚，就盲目自信，他们不死还有谁死？
或许马基雅维利说过：只要动机正确，可以不择手段。但这是在西方重复博弈社会。在东方博弈一次就灭九族没机会翻盘的社会，只要你手段没有创新，动机连被衡量的资格都没有，你就是在徒然内耗，浪费国力民力。”
（注：刘邦有八子，长子刘肥庶出，所以只是齐王，次子刘盈是嫡长子，就是惠帝，三子赵王如意，是戚夫人生的，被吕雉毒死了，所以铲除吕氏后迎立的汉文帝是第四子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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