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唐迪飞说：“我们这社会就是被这些东西搞得乌烟瘴气，但是又没有办法——你还替他们说情？”
华长利笑着说：“这些小人物有这些小人物的生活规矩，要想把这些小人物统统赶尽杀绝也是不可能的。好了，宝贝，别生气了。”
唐迪菲也搂过华长利说：“有你陪着我，我就不生气了。”
眨眼几天过去了，张大友状告铁岭镇的官司，在县法院正式开庭。
华长利代表政政府出现在被告席上，原告方的律师坐在原告的位置上，开庭之后，做着必要的各方阐述了各自的观点，然后双方就开始辩论。
原告律师攥着遗书复印件的手指泛白：“审判长，原告父亲张铁江的死，与铁岭镇政府的行政不作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他展开泛黄的拆迁协议，红笔圈住“补偿款到账后三日内搬迁”的条款，“协议签署于2012年11月，但直至2013年4月强拆当日，被告方承诺的120万拆迁款仍未到账。一个五旬老人守着断壁残垣，等来的却是‘再等等’的推诿！”
张大友突然站起来，袖子滑落露出小臂上的旧疤：“我爹每天揣着协议去镇政府，门卫不让进，信访办说‘领导开会’。最后一次从政府回来，他坐在门槛上擦皮鞋——那是他当年来镇上打铁时买的第一双皮鞋。”他声音沙哑，“第二天早上，我在废墟里发现他……脖子上挂着拆迁公告，手里攥着村委会开的‘款项未到’证明。”
旁听席传来压抑的啜泣。华长利盯着庭审记录纸上的“自杀”二字，想起档案里的《拆迁资金流向说明》：县级财政确实在2013年1月全额拨款，但镇政府为优先建设招商项目，擅自将资金挪用至工业用地平整。他摸了摸西装内袋的U盘，里面存着最新调查：时任镇长的办公会议记录显示，有人提议“先拆后补，用项目税收填补缺口”。
“被告方答辩。”
审判长的声音打断思绪。华长利起身，喉结滚动：“首先，镇政府承认在拆迁款拨付过程中存在程序瑕疵。但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补偿义务主体为征收部门，而本案中——”他调出银行转账记录，“2013年3月5日，镇财政已将补偿款汇至原告提供的银行账户。经核查，系原告误将卡号写错一位，导致款项被退回。”
原告律师拍桌而起：“荒谬！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该账户从未收到过任何款项——”
“因为账户在2012年12月已被冻结。”华成弟出示法院裁定书，“原告因民间借贷纠纷被强制执行，账户处于冻结状态。镇政府工作人员未核实这一情况，直接按原账号打款，确实存在工作失误。但张铁江老人的离世，与拆迁款未到账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必然因果关系。”
张大友突然冲向被告席，被法警死死拦住。他挣扎着嘶吼：法庭内白炽灯嗡嗡作响，张大友的指节因用力过度泛出青白，手中遗书被举得几乎与眉齐：“审判长！这是我爹临死前写的东西，上面明明白白写着郝心怡、华长利在拆迁里搞鬼！”宣纸边缘卷起毛边，“克扣补偿款”五个字被红笔反复涂抹，像道渗血的伤口。
原告席传来压抑的抽气声。华长利坐在被告席，他抬头望向张大友。
“被告方质证。”审判长的声音让华长利回过神。他起身整理领带，深蓝条纹领带结打得一丝不苟：“首先，针对遗书的合法性，”他示意播放信访室监控，2013年4月14日画面中，张铁匠确实独自进入信访室，“监控显示，老人当日仅口头咨询安置房配套设施，未提交任何书面材料。根据《信访工作条例》，镇政府已当场作出政策解答，并录入电子台账。”
他翻开证人证言卷宗，声音平稳如流水：“其次，常海江、胡大江两位证人证实，张铁江生前多次提及‘儿子在北京购房压力大’，并询问‘能否通过信访渠道增加补偿’。”卷宗内夹着一张皱巴巴的北京楼盘宣传单，“经核查，原告之子确于2013年3月支付购房定金，首付缺口达80万元。”
“更关键的是，”他出示银行转账记录，“镇财政已于强拆前5日，将120万元补偿款足额汇入村委会账户。原告未及时办理领款手续，是导致资金滞留的主因。至于遗书指控的‘营私舞弊’，郝书记与我均已通过纪委监委的廉政审查，相关调查结果可当庭提交。”
旁听席响起窃窃私语。华长利看见前排坐着的退休教师推了推眼镜，目光落在他胸前的工作证上。他摸了摸内袋里的拆迁政策问答手册，书页间夹着一张泛黄的合影——那是三年前镇里组织老匠人座谈会时拍的，张铁江站在中间，手里捧着新打的铁艺摆件，脸上笑出深深的皱纹。
“审判长，”华长利顿了顿，语气稍软，“镇政府理解原告失去亲人的痛苦，但法律不能被情感左右。我们始终愿意就补偿程序瑕疵进行协商，但绝不能接受‘以死挟官’的道德绑架。”原告律师声音铿锵地说：“法官，各位被告看上去振振有词、强词夺理，但是难道铁岭镇在这次拆迁工作当中就没有失误吗？甚至是没有营私舞弊的现象吗？非也！据我们调查得知，在铁岭镇河东村建设工业园区的过程中，有的补偿每亩地是8万，而我们仅得到了3万5千块钱——这相差可不是一星半点！这些钱到底都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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