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道教典籍的大量错漏缺失、自相矛盾、考证困难等诸多问题相比，佛教的典籍相对来说就要严谨得多，很多道教的无头公案反而是在佛教典籍中得到解答的。就说这部《佛祖统纪》吧，志磐和尚编写耗时十年，真的是夜以继日，五易其稿，最后又请了五位高僧仔细校正以后才最终定稿，所以全书错漏极微。志磐所说的张伯端少年时学到了混元道，而《仙鉴》中则说他是晚传混元道，个人感觉还是和尚的说法更可靠一些，也和张伯端的生平经历相符。如果张伯端是晚年才去天台山找张无梦去的话，显然应该是从成都遇真人以后回天台山的事情了，而张无梦1044年就不在天台山了，时间上显然对不上了，所以张伯端很可能是在获罪南下以前见到过张无梦。
对了，这个混元派又是怎么回事呢？
混元派其实就是金丹派或内丹派，包括太上老君、八仙、王重阳、陈抟等等这些人全是混元派的，直到元世祖加封赵虚静为“混元大宗师”为止，一直有混元这种说法，以后就少有人用这个词了。
说张伯端和陈抟有关系，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可以侧面证明，他就是张无梦的弟子陈景元，一位在老庄易学方面的成就极高，一生着述也极多的大才。有人说陈景元的易学成就或许比邵雍还要高一些，这一点可以从宋代研究老庄的人大多数都会参照陈景元的着述有所体现。陈景元是用元气生成论来解释内丹修行的，他的明体、无为体道等观点，在张伯端的《悟真篇》的后序中曾经提到过，这就足见他是吸收了陈抟一脉的明体达用学说的，所以，一些学者才会认为张伯端的老师就是陈抟。
实际上这种说法还是有点问题的，因为张伯端的《悟真篇》里可不仅仅只有陈抟的思想，还有儒学呢，他还在老庄之学中融入了禅学呢，难道就可以说他的老师是位大儒或者是某位高僧吗？
为什么说《悟真篇》中有禅学呢？简单举一个例子。禅宗对戒、定、慧的解释中有“三者相须而成，互为体用。或戒之为体者，则定慧为其用；定之为体者，则戒慧为其用；慧之为体者，则戒定为其用”的说法，张伯端的内丹理论中同样是注重体用的。
当然了，虽然还不能确定陈抟就是张伯端的师傅，但是在他的丹道思想中，核心内容或者说最重要的东西还是来自陈抟一脉的。
最后是吕洞宾。前面专门讲过他，其人自古至今一直以神仙身份在民间流传，诗、酒、剑闻名于世，而且他还是道教外丹转内丹的关键性人物。关于他写的《指玄篇》虽然仅有二千余字，但正如张伯端说的，简而不繁。吕洞宾的真人封号虽然是到了宋徽宗（1119年）才封的“妙通真人”，也可以证明吕洞宾无论在民间还是在皇族中都有极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受到张伯端的尊重就不奇怪了。
另外，在《吕祖全书》中有《指玄篇小序》一文，其中有“第继《参同》之后，开《悟真》之先，有吕祖之《指玄篇》”的说法，不过这也只能说明张伯端学习过吕洞宾的《指玄篇》。不过有好事者仔细研究了吕洞宾的《指玄篇》和《悟真篇》以后发现，两者之间有很多相似甚至相同的语句，甚至可以说是“篇篇仿佛，句句旨同”。不止如此，“再索其数，纯阳《指玄》上卷律诗一十六首，紫阳《悟真》上卷亦是一十六首，俱合二八一斤之数。吕洞宾的《指玄篇》下卷三十二首，而紫阳《悟真》卷末亦作歌颂乐府杂言三十二首，以应仙佛同源，其本之妙毫发无差”。由此是不是可以推断，张伯端是得了吕洞宾的真传，并且效仿《指玄篇》作了《悟真篇》？
但是，我们说了，道教的典籍的真实性真不敢尽信，上面还真说明不了什么。为什么呢，南宗第三祖陈楠就曾很瞧不起钟吕内丹经典《灵宝毕法》《西山会真记》等，所以，如果张伯端传自吕洞宾一脉，那么他的一脉传人就不太可能如此看不起本门前辈的经典了，天地君亲师，在古代可不是随便说的，所以这样看来，似乎真人并非吕洞宾。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如果确定是陈抟、吕洞宾，或者是刘海蟾，再或者是其他人的话，那么以张伯端对此人的敬重，称其为真人是合理的，但更合理的是应该说出来是谁，至少得告诉自己的弟子咱们的祖师是谁吧。可是张伯端却偏偏就没有说出来，只是用春秋笔法的一个真人代替，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换个思路来分析，就是这个真人并不是指某一个人。后面我们会总结张伯端的成就，他是三教合一的，吸收了吕洞宾、陈抟、刘海蟾等人的内丹理论是肯定的，同时也引入了儒、释的思想，所以很可能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典籍传承。
张伯端在学习整理了前人的理论，提炼了自己的理论，包罗万象，以陈抟一脉为主体，综合了老庄、易学、《参同契》、钟吕、儒、释思想，所以，他就用真人一词代表给了他传承的各路前辈们。有以前的学习积累，加上在成都的某时某地，或许是一梦，或许是一朝顿悟，对了，他是很赞成佛教的顿悟的，也或许是听了路人甲的一句无心之语，总之就是在那一刻他把内丹理论悟透了，悟到了真仙之术，才有了以后的《悟真篇》的问世。张伯端自认为能够学有所成，主要是他“夙志不回，初诚愈恪”，于是有感于真人的丹诀，而并非感动了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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