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末年，朝政日衰，各方势力暗流涌动。董卓，这位来自西凉的武夫，凭借着手中的兵力，在京城洛阳翻云覆雨，其一系列举措，不断强化着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令众人敢怒而不敢言。
彼时，袁家之主袁隗，身为太傅，位列三公，本在朝堂之上地位尊崇。然而，董卓的崛起，如同一座大山，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威胁着袁家累世积累的权势与地位。袁隗心中痛恨不已，却深知自己手中并无足够的力量与董卓抗衡，空有满腔怒火，却又无能为力。
在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之后，袁隗终于下定决心，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远在渤海的袁绍和汝南的袁术身上。他铺开纸张，提笔蘸墨，写下一封言辞恳切的书信：“今董卓擅权，朝堂岌岌可危，吾袁家亦受其胁。汝等当念及家族兴衰，速谋良策，以挽狂澜于既倒。”而后，他小心翼翼地将信密封，派人快马加鞭，分别送往渤海和汝南。
袁绍收到叔父袁隗的书信后，眉头紧锁，久久伫立在庭院之中，望着远方的天际，心中忧愁万分。他深知董卓势力庞大，绝非轻易可撼动，自己虽有一腔热血，却也明白此时若贸然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他长叹一声，喃喃自语道：“董卓势大，我等兵力尚薄，若仓促起兵，恐难取胜，这可如何是好？”
而袁术收到书信后，更是满脸不屑，将信随手一扔，冷笑道：“就凭我如今这点兵力，去与董卓抗衡，那不是自寻死路吗？叔父真是病急乱投医，竟将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自此，他对袁隗的书信不理不睬，每日依旧花天酒地，醉生梦死。
袁绍虽觉此事棘手，但仍不愿放弃。他想起了自己的好友王匡，王匡乃并州士族王氏后人，在并州一带颇具威望。袁绍心中寻思：“或许王匡能助我一臂之力，且先与他商议一番。”于是，他也提笔修书一封，派人送往并州。
王匡收到袁绍的书信后，心中热血沸腾，他本就年轻气盛，且对董卓的专权跋扈早有不满。他拍案而起，大声说道：“董卓这等逆贼，竟敢如此嚣张，我定要为天下人除之而后快！”他丝毫没有考虑到自身实力与董卓的差距，也未深思此事的后果，便奋笔疾书，书写檄文，历数董卓的种种罪行，告知天下，痛骂董卓。
檄文传至洛阳，董卓得知后，顿时怒发冲冠，他猛地将手中的酒杯摔在地上，怒吼道：“王匡这小儿，真是不知死活，竟敢如此公然挑衅于我！”他当即召来牛辅、李傕、郭汜，下令道：“你们即刻点齐兵马，前往并州，将王匡给我抓回来，我要让他知道，敢与我作对，是什么下场！”牛辅等人领命而去，率领大军直扑并州。
王匡本以为自己的檄文能得到天下人的响应，共同讨伐董卓，却没想到董卓的反应如此迅速，如此激烈。当牛辅等人的大军兵临城下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太过轻敌，心中懊悔不已。但此时，已无退路，他只能硬着头皮，出城迎战。然而，他的兵力与牛辅等人相比，实在是太过悬殊，很快便被击败，王匡也被生擒。
王匡被押解至洛阳，关在大牢之中。董卓府的幕僚何颙，与王匡素有交情，他深知王匡乃一时冲动，并无恶意，且王匡背后代表着并州士族，若杀了王匡，必然会引起并州士族的不满，对董卓的统治极为不利。于是，他找到郑泰，商议道：“王匡乃并州士族之后，若董卓杀之，并州士人必寒心，我等当设法救他。”郑泰点头称是。
二人一同来到董卓府，向董卓求情。何颙说道：“董公，王匡虽有冒犯之举，但他不过是年轻气盛，一时糊涂。且他乃并州士族代表，若杀之，恐失并州士人之心，望董公三思。”董卓听后，非但没有消气，反而更加愤怒，他瞪着眼睛，大声吼道：“他竟敢公然辱骂于老夫，写檄文痛骂老夫，此等大罪，怎能轻易饶恕？”
此时，朝臣荀爽、陈纪、韩融也为了此事前来。他三人都是董卓提拔起来的，自认在董卓心中有些份量。荀爽上前一步，拱手说道：“董公，王匡背后乃并州士族，若杀之，并州士族必然离心。如今董公欲稳固朝堂，正需各方势力支持，还望董公放他一条生路，以招揽并州士族。”韩融陈纪二人也劝。董卓听后，陷入了沉思，他心中明白，荀爽所言极是，但王匡的所作所为，又让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他转头看向李儒，问道：“文优，你意下如何？”李儒沉思片刻，缓缓说道：“这王匡乃袁家门生，杀不杀无足轻重，但绝不能重用。依我看，主公若想招揽并州士族，可招同为王家后人的王允。王允素有贤名，在并州士族中威望颇高，若能将他收入麾下，定能事半功倍。”董卓听后，微微点头，觉得李儒所言甚是有理。
于是，董卓下令放了王匡。还提拔了王允为河南尹。王匡被放出大牢后，心中仍有余悸，他深知董卓不会轻易放过自己，害怕董卓秋后算账。于是，他连夜收拾行囊，带着家人，逃离了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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