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秋月今年四十岁，住在省城东边一个不起眼的小区里。房子不大，三室一厅，好在干净明亮，阳台上有她养了两年的绿萝，垂下来长长的藤蔓，在风里轻轻晃。她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给女儿做早餐，送女儿上学，然后去公司上班。晚上接女儿回来，做饭，辅导作业，等女儿睡了，她才有一点自己的时间。
日子过得平平静静的，像一条不起眼的河，流得不急不缓。
没有人知道这条河底下有多少暗礁。
手机响了。林秋月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老家堂叔打来的。她犹豫了两秒，接了。
“秋月啊，”堂叔的声音苍老而迟疑，“你爹住院了，你……你回不回来看看？”
林秋月握着手机，站在阳台上，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她没有立刻回答，沉默了很久，久到堂叔以为电话断了，连喂了两声。
“我知道了。”她说。
挂了电话，她站在原地没动。秋天的夜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凉飕飕的，吹得她胳膊上起了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她把手机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指节泛白。
她想起很多事情。那些事情像是压在箱底的老照片，落满了灰，她以为自己早就忘了，可一翻出来，每一张都清清楚楚，连边角都没有模糊过。
林秋月家里兄妹三个。她排行老二，上面一个哥哥叫林建国，下面一个弟弟叫林建军。她从小就知道自己不是家里最受宠的那个孩子——其实用“不是最受宠”来形容都太客气了，准确地说，她在家里的存在感，像是一件多余的行李。
哥哥是长子，又是第一个男孩，爷爷奶奶宠着，爹妈捧着。弟弟是老幺，嘴甜会来事，从小就知道往父母怀里钻，把爹妈哄得团团转。林秋月夹在中间，不上不下，不声不响。她从小就学会了看脸色，学会了不给人添麻烦，学会了把委屈咽进肚子里，因为她知道，说出来也不会有人听。
她记得自己八岁那年，家里杀了一只鸡。哥哥夹走了一只鸡腿，弟弟抢走了另一只，她眼巴巴地看着桌上那个光溜溜的鸡架子，伸筷子夹了一块鸡胸肉。她妈从厨房出来，看了一眼，说：“你就知道吃好的，你哥你弟弟还没吃饱呢。”
林秋月把那块鸡胸肉放了回去。她吃了两碗白饭，什么菜也没有。
那年冬天特别冷，她穿着表哥穿剩下来的旧棉袄，袖子长出一截，下摆磨得起了毛球。哥哥和弟弟都有新棉袄，一个蓝的，一个红的，穿在身上喜气洋洋的。林秋月站在旁边看着，什么也没说。她妈从她身边经过，看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
这种小事太多了。多到像秋天的落叶，数也数不清，扫也扫不干净。林秋月以为自己早就忘了，可每次想起来，那些画面依然鲜活得像是昨天才发生。
她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到了二十岁。
二十岁那年，她考上了省城的大专，学费要三千块。她把录取通知书拿回家，她爹坐在堂屋里看着那张纸，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说了一句：“女孩子家念那么多书干什么？”
她妈在旁边接话：“你哥要娶媳妇，你弟还要上学，家里哪有钱供你？”
林秋月把那封录取通知书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她没有哭，因为哭也没有人会心疼。她去了省城，白天上课，晚上去餐馆洗碗，周末去商场发传单。她交了学费，买了最便宜的饭，住在八个人一间的宿舍里，冬天没有热水，她就用冷水洗头洗脸。
毕业那年，她的学费没有花家里一分钱。
后来她工作了，先在一家小公司做文员，一个月八百块钱。她租了城中村一间不到十平米的房子，没有窗户，白天也要开灯。她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寄了一部分回家——不是因为她愿意，而是因为她不寄，她妈就会打电话来骂。她不打电话回去，她妈就会托人带话，说养了个白眼狼，白养了二十年。
林秋月不想被人说成白眼狼。那时候她还在乎，还觉得父母生了她养了她，总归是欠了他们的。她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欠下的，只知道好像永远也还不完。
二十五岁，她结了婚。对象叫张远，是个老实人，在建筑公司做技术员，工资不高，人踏实，对她好。林秋月第一次去张远家吃饭的时候，张远的妈给她盛了满满一碗汤，说：“你太瘦了，多吃点。”林秋月端着那碗汤，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她说不清为什么，就是觉得鼻子里酸得厉害，像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上不去也下不来。
婚礼那天，她爹妈来了。她妈穿着她给买的新衣裳，从头到尾脸色淡淡的，像是来参加一个不相干的人的宴席。她爹喝了两杯酒，就跟旁边的亲戚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以后就是人家的人了。”
林秋月在隔壁听见了这句话。她站在贴着红喜字的门后面，穿着一身大红嫁衣，脸上的妆还没有卸。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眶干干的，一滴眼泪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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