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九年（793年），盐铁使张滂建议在茶叶产地及运输要道设关抽税，当年即获得四十万缗的税收，几乎等同于初期的盐税收入。自此以后，茶税成为唐代一项持续性的财政来源。
矿税的设立
虽然隋至唐初对矿冶业不加干涉，开元十五年（722年），朝廷首次对伊阳五重山的银锡资源征税。到了唐德宗时代，户部侍郎韩洄提出将铜铁等自然资源收归国有，并由专门官员管理，这项提议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标志着矿税制度的正式建立。
间架税与除陌钱
面对军事开支的压力，建中四年（783年），朝廷采纳了户部侍郎赵赞的建议，引入了间架税——一种针对房屋结构的房产税，以及除陌钱——交易过程中的货币或实物流转税。间架税按房屋质量分三等级征税，最高可达两千钱一间；而除陌钱则对所有货币交易征收高达5%的税率，即便物物交换也须折算成货币价值交税。
这些政策因过于严苛，引发了广泛的民怨，最终在兴元二年被迫废止。以上税制改革反映了唐代中期为了增强财政实力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尽管某些政策在短期内增加了国家收入，但长期来看却加重了民众负担，导致社会不满情绪上升。
荒唐的敛财政策
自朱泚之乱后，唐德宗李适深刻意识到财政的重要性，其态度由此发生转变，开始积极追求财富，并要求地方官员频繁进贡。他不仅喜爱金银财宝，还通过派遣宦官直接向政府各部门及地方索要财物，这种行为被称为“宣索”。为了迎合皇帝的欲望，各地节度使巧立名目，以“月进”、“日进”等形式对百姓进行额外剥削，每年进奉的钱财高达五十万缗，给民众带来了沉重负担。
此外，宫廷所需日用品的传统采购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按照旧制，这些物品由官府负责从民间采购。然而到了贞元末年（805年左右），这项任务被转交给宦官处理。朝廷经常派出数百名宦官在城市繁华地段活动，他们被称为“白望”。这些宦官不仅携带正式文件或凭证，见到所需物品便以“宫市”的名义低价强购，甚至要求货主免费送货上门，并勒索所谓的“门户钱”和“脚价钱”。
一个着名的例子是，一名农夫进城售卖柴火时遇到宦官以“宫市”名义取走货物，仅支付了少量绢布作为报酬，还要求农夫无偿提供运输服务。当农夫表示家中老小依赖这笔收入生活，拒绝接受如此不公平交易时，竟遭到宦官殴打。尽管事件上报后，唐德宗罢黜了涉事宦官，并赐予农夫十匹绢作为补偿，但“宫市”制度依旧如故，继续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这一系列聚敛政策反映了唐代中期财政危机下统治者与宦官阶层对资源的过度榨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虽然有零星的改正措施，但整体制度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猜忌大臣与朝廷人事的频繁变动
这一时期，唐德宗李适朝廷上的人事变动频繁，尤其是宰相的更替，反映出他对高级官员的不完全信任。尽管偶尔能呈现出令人鼓舞的新气象，但这些改革举措往往昙花一现，无法持续。这种猜忌和不稳定的人事安排，削弱了政府的有效性和连续性，影响了国家治理的效果。
人事纷争与政策波动
虽然唐德宗怀有宏图壮志，意图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来挽救国家，但频繁的人事变动和猜忌使得这些努力难以持久。
1. 宰相更替频繁：对宰相的选择和任免极为谨慎，常常因怀疑或不满而迅速更换。例如，刘从一、卢杞等人先后担任宰相，但任职时间都不长，导致政策缺乏连贯性。
2. 政治氛围紧张：由于李适对大臣的猜忌，朝廷内部的政治氛围变得异常紧张。大臣们不得不小心翼翼，避免触怒皇帝，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发挥空间，也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率。
3. 改革举措短暂：尽管李适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削藩、整顿财政等，但由于人事变动频繁，这些改革往往未能得到充分实施，最终半途而废。这种不稳定性削弱了政府的有效性，也使国家治理效果大打折扣。
4. 士气低落：频繁的人事变动和猜忌导致官员士气低落，许多人不敢大胆提出建议或进行创新，生怕得罪皇帝而遭贬谪。这种保守的态度阻碍了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唐德宗的猜忌和不稳定的人事安排，不仅削弱了政府的有效性和连续性，还影响了国家治理的整体效果。尽管德宗怀有救国兴邦的理想，但这种不信任和频繁变动使得许多改革措施无法持续，政策缺乏连贯性，导致国家在动荡中难以恢复元气。这种局面反映了德宗在用人上的局限性和复杂的政治环境。他试图通过严格控制人事来确保权力集中，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忽视了稳定和信任的重要性。频繁的人事变动不仅削弱了政府的执行力，也损害了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最终影响了国家的整体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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