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八点不到，他就到了办公室。
温若涵比他更早，七点半就在工位上坐着了，桌上摊着各小组前一天发回来的材料，用不同颜色的燕尾夹分类夹好。
刘志远负责跟各小组对接，确认每天的行程和资料传递，有时候电话一打就是半个钟头。
各小组传回来的资料五花八门。
苏景行小组发回来的是基础原材料专题的材料：稀土永磁材料、高温合金、碳纤维、特种玻璃……
每一种材料都有详细的产能、产量、进口依赖度、技术瓶颈、主要生产企业、研发机构等信息。
有些是表格，密密麻麻的阿拉伯数字；有些是访谈记录，好几页A4纸，字迹潦草，需要反复辨认；还有些是企业提供的产品样本、技术手册、检测报告，有的还带着油墨的味道。
周敬山小组负责的是工业基础工艺水平专题，发回来的材料以案例为主：铸造、锻造、热处理、表面处理，这些基础工艺看似传统，但恰恰是高端制造的基石。
一份来自西北某航空锻造企业的报告引起了董远方的注意：
这家企业给国外一家航空发动机制造商代加工涡轮盘，同样的图纸、同样的材料、同样的设备，人家监造人员全程跟踪，做出来的产品合格率只有78%；而同样的工序，在国外工厂做，合格率能达到96%。问题出在哪里？材料成分的微量波动，热处理温度控制的不稳定性，操作工人的技能熟练度。
这些都不是什么高精尖的技术难题，但每一项都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精细化的管理。
赵启峰小组负责产业技术基础体系专题，材料里大量涉及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软”基础设施。
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案例是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目前国内有十几家机构在做机器人产品检测，但检测标准不统一、设备精度不一致、人员资质参差不齐，导致同一个产品在不同的检测机构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制度问题、协调问题。
陈知行小组的检验检测和认证认可能力专题资料，则呈现出另外一种困境：
在高端医疗器械检测领域，国内具备资质的检测机构屈指可数，而且大部分检测设备本身依赖进口。
一家企业要为自己的心脏起搏器产品做电磁兼容性检测，排了三个月的队还没排上，最后花高价送到了普鲁士去做。
这种“卡脖子”，卡的不仅是技术，更是一个产业的效率和尊严。
董远方每天的工作，就是从这些纷繁的材料里提取关键信息，然后用自己的逻辑把它们串起来。
他在白板上画了一张巨大的思维导图，以“工业基础能力短板”为中心，向外辐射出五大专题，每个专题下面又分出若干二级、三级节点，节点之间用彩色马克笔画出关联线，红色的表示“对外依赖”，蓝色的表示“技术瓶颈”，绿色的表示“政策障碍”，黑色的表示“体制机制问题”。
白板越写越满，字迹越来越密，到最后几乎找不到一块空白的地方。
温若涵有时候端着咖啡进来，看到董远方对着白板发呆，也不打扰，把咖啡放在桌上就悄悄退出去。
她知道董远方需要这种安静的氛围来思考，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需要冷却一样。
一天下午，温若涵把整理好的各小组问题清单汇总表递给董远方。
表格是按“问题类型—行业领域—地域分布—严重程度”四个维度编制的，一共梳理出大大小小一百三十七个具体问题。
董远方接过来，一项一项地看，看得很慢，有时候停了笔，在某一行上反复端详，然后用红色水笔在旁边打一个问号或者写一个简短的批注。
看到集成电路那一栏的时候，他的笔停住了。
甬波市创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的数据还在，凌敬山说的那些话还历历在目，微管密度、平整度、均匀性、良率30%-50%、晶圆开裂、外延缺陷……
他想起凌敬山站在车间的玻璃窗前，眼神里有焦虑、有不甘、有一种近乎固执的坚持。
那个人等了八年才看到希望，现在却因为一个举报、一个莫须有的“高档礼品”指控，自己暂时不能亲自下去看更多的“凌敬山”了。
董远方放下笔，靠回椅背，仰头看着天花板。
窗外传来几声鸟叫，是那种在京都很常见的灰喜鹊，叫声粗粝而短促，一声接一声，不知道在着急什么。
他想了很多。
想这件事到底是谁在背后推动。举报人是企业员工，但一个普通的企业员工，怎么会对领导小组办公室五个小组的动态都了如指掌？
是谁串联了这些信息？是谁给举报人提供了那些照片？是谁在部里散布那些风言风语？
想宋亦诚会怎么看这件事。
党组会上宋部长对自己的认可还热着，欢迎宴上那句“年轻有为、敢闯敢干”的褒奖还在耳朵里，一转眼就出了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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