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几组的汇报各有侧重。
一组关注高端精密机床和智能制造,一组聚焦新能源和绿色转型,一组侧重航空发动机和特种材料。
每个组都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深度触及了同一个核心问题:
华夏工业的“大而不强”,不在于规模,而在于根基。
五组汇报完毕,已是傍晚。
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会议室里亮起了灯。
董远方坐在那里,面前摊着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了好几页。他合上笔记本,抬起头,目光从每一个人的脸上扫过。
“各组汇报得都很扎实。”
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我提一个要求——把你们的汇报材料再消化一遍,提炼出三个东西:最紧急的问题,最核心的建议,最需要的支持。不要面面俱到,要直击要害。面面俱到意味着面面不到,我们不可能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只能挑最要命的先下手。”
他把笔记本放进公文包,站起身:
“明天开始,综合处牵头,把所有材料汇总成一份完整报告。一周之内拿出初稿,我先看。”
摸底工作的结束,标志着工业制造强国战略推进工作从“侦查”阶段进入了“作战”阶段。
董远方坐在办公室里,把这一周梳理的思路从头到尾过了一遍,像将军在战前审视沙盘,每一个棋子都摆在自己的位置上,进攻的方向、兵力的配置、后勤的保障、可能出现意外的预案,都要在心里再过一遍。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他已经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清晰的链条。
汇总问题建议,全面盘点摸底成果,把分散在各组手里的信息整合成一份完整的报告,回答三个问题:
到底卡在哪里?到底需要什么?到底能做什么?
然后向部里和工业制造强国领导小组做一次系统性的汇报。
工信部这边要单独汇报一次,宋亦诚是领导小组副组长,这件事必须由他定调拍板。
之后是领导小组的正式汇报,名单上的各位领导届时都要出席。
汇报之后是规划起草。
根据会上领导的指示,会同专家、企业、地方和各部委的意见,形成一个规划草稿。
这个阶段最考验协调能力,每一个参与方都有自己的诉求和利益,发改委要统筹,财政部要算账,科技部要基础研究,国资委要央企利益,教育部要人才培养,每家的想法都不一样,但最后必须写在同一份文件里,达成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草稿出来之后是征求意见阶段。
先是小范围征求核心专家的意见,请他们把技术路线把关;然后扩大到各部委和相关地方征求意见;再然后是企业界的意见,听听市场的声音。
这些意见要分类整理,能吸收的吸收,不能吸收的要说明理由,每一轮修改都要留痕,要有据可查。
全部修改完善之后,规划定稿,等待上面开会讨论。
如果顺利的话,会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的某次重要会议上进行表决,通过之后正式下发执行,变成全华夏工业制造强国战略的最高纲领。
董远方把这条工作链条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之后,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他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灯管发出轻微的嗡嗡声,不急不慢,像是某种恒定的背景音。
部委的工作,虽然繁琐,但压力不大。
这个想法在他脑子里转了几圈,他确认这是真实感受,不是错觉。
唐海的事历历在目,那些年的每一天都像是在打仗。
清早睁眼就是问题,哪个项目进度滞后了,哪个指标跟不上省里的要求了,哪个干部出了问题,哪个群体上访了。
一桩桩一件件,都压在他身上,都要他拍板,都要他扛。
手机二十四小时不敢关机,夜里接到电话,心跳都要加速几拍,不知道又是哪里出了事。
部委不一样,虽然也忙,也有压力,但那种压力是沉在水底的,不是扑面而来的。
在这里,没有人半夜给他打电话,没有人在信访局门口堵他,没有人在常委会上拍桌子跟他叫板。
他的工作变成了一条一条的流程、一份一份的文件、一个一个的会议。
每一步都有章可循,每一个决定都有程序支撑,他不需要一个人扛所有的风险和责任,有些事可以交给苏景行,可以交给陈知行,可以交给赵一鸣,可以交给流程和时间。
这种感觉很奇妙。
像是从一个炮火连天的前线撤回到了后方司令部,炮声还在远处响,但他不再需要端枪冲锋了,他要做的是看清楚战场的全貌,规划好整场战役的走向,然后把合适的兵力投送到合适的位置。
董远方站起身,走到窗前。
大院里的银杏树已经黄了大半,在秋日的阳光下,每一片叶子都像是被镀了一层薄薄的金,微风吹过,叶子轻轻摇晃,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无数只小手在鼓掌。树下落了一层金黄,铺在地上,厚厚软软的,像一条金色的地毯。
几个年轻干部从树下走过,脚步轻快,笑声飘上来,在午后的空气里回荡。
唐海的事刚破完。摸底的事刚刚结束。规划的事才刚刚开始。他还在这条路上,但这条路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路了。
董远方站在窗前,看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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