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26日凌晨5点17分，武汉长江大桥第三号桥墩处飘着冰碴的江面上，汽轮机厂总工程师郑国勤的眼镜反着探照灯冷光。他攥着牛皮纸信封的左手青筋暴起，右耳挂着谢一扬三小时前“赠送“的量子通讯耳机，里面循环播放着经过声纹处理的苏联专家忏悔录音。
“老郑啊，市里文件下来了。“耳机里谢一扬的声音突然切入，盖过伪造的俄语录音，“你那些宝贝图纸已经过时了——就像你儿子在圣彼得堡留学签证，你说是不是？“
郑国勤看着江对岸汽轮机厂方向升起的黑烟，那是工人们在拆卸苏联援建的TK-34重型转子。他摸到工作服内衬缝着的温敏材料样本——三天前从三亚带回的蓝色粉末此刻正渗出冰凉的触感。
上午九点整，扬帆实业会议室暖气开得很足。谢一扬用钢笔敲着《武汉汽轮机厂改制方案》扉页，那里盖着七个鲜红印章，最上方是省国资委特批的“资产重组试点单位“字样。
“各位领导请看。“他点击遥控器，投影幕布显示出经过PS处理的厂区照片：厂房裂缝被修图成“历史风貌“，生锈设备标注着“德国进口“字样。市轻工局副局长频频点头时，没人注意最后一页用极小的字注明“实际价值以评估报告为准“。
财务总监吴天青适时递上文件夹：“根据第三方评估，该厂负债1.2亿，净资产负八千万元。“他特意在“第三方“三个字上加重语气——这份由扬帆控股的诚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中，那批苏联设备被归类为“淘汰废铁“。
“我们愿意承担全部债务。“谢一扬突然提高声调，钢笔尖戳在方案某处。市领导们凑近才看清，那里写着“接收全部487名职工“的承诺。当天下班前，改制批文就送到了汉正街18号扬帆大厦。
深夜的汽轮机厂三号车间，二十台TK-34转子正在被氧割枪分解。这些冷战时期苏联秘密援助的精密设备，此刻在谢一扬请来的广东废品商眼里只是按吨计价的金属块。
“慢着！“技术科长张建军突然冲进来，手里举着泛黄的俄文手册，“这上面明明写着——“
“写着什么？“谢一扬从阴影里走出来，身后跟着两个穿白大褂的“工程师“。他抽走手册随手扔进切割火花里，“张科长，你女儿在武大物理系跟的那个863项目...最近是不是缺经费？“
当手册化作灰烬时，没人注意到谢一扬悄悄捡起一块切割下来的金属屑。在特殊灯光下，这块看似普通的合金表面浮现出与三亚温敏材料相同的量子点图案。
郑国勤的遗体被发现时，法医注意到他右手紧握成拳。法医掰开后，掌心是用血画的三峡大坝简笔画——与之前沉船芯片上的图案完全一致。
“精神分裂症引发自杀。“江岸区公安局的结案报告如此写道。法证科小王想拍照留存那幅血画时，相机突然黑屏。等他换好电池，证物袋里的血画已经变成杂乱线条。
没人告诉小王，就在他低头换电池的三十秒里，谢一扬派来的“记者“苏晚用特殊频段闪光灯照射过证物袋——这种源自863计划的量子擦除技术，能让特定波长的血细胞发生光解反应。
在郑国勤追悼会当天，武钢重型机械厂突然来人要求接收“捐赠资料“。当工人们搬出三十箱技术档案时，谢一扬的奔驰车正停在厂区后门。
“都处理干净了？“他问刚从三亚飞回来的吴天青。
“按您吩咐，所有带量子点标记的图纸都送进焚化炉了。“吴天青递上平板电脑，“就是...武钢那边问为什么TK-34的耐高温数据和他们存档差了三倍？“
谢一扬轻笑一声，点开屏幕上的《长江日报》电子版。头条新闻里，武钢总工正在称赞扬帆实业“为国企改革做出表率“，配图角落可以模糊看到三亚矿场的同款设备。
当最后一炉钢水浇铸成建材时，谢一扬站在车间顶棚的隐蔽阁楼里。他面前是从郑国勤办公室暗格找出的微型胶片，投影仪将内容投在雾气蒙蒙的玻璃上——那是1962年苏联专家手绘的量子通讯装置草图，边缘标注着与沉船浮筒相同的频率参数。
“难怪要自杀。“谢一扬用打火机烧掉胶片，看着灰烬飘向正在冷却的钢锭。那些价值连城的量子点技术，此刻正随着普通建筑钢材流向全国各地的工地。
窗外突然下起雪来，谢一扬接起正在震动的卫星电话。电话那头，周明远刚刚升任某重要岗位的消息伴随着电流杂音传来。在他们头顶，一颗老旧苏联卫星正经过武汉上空，其发射的特定频段让谢一扬口袋里的三亚样本突然变得滚烫。
新年钟声响起时，汉口江滩新建的金融中心工地正在浇筑地基。没人知道那些钢筋里混着特殊合金，更不会有人发现，当北斗卫星经过武汉上空时，整个建筑群会形成与沉船浮筒完全一致的电磁场图案。
在扬帆大厦顶楼，谢一扬翻开崭新的台历。1995年1月1日那一页上，用红笔圈着的“汉阳特种汽车制造厂改制研讨会“字样格外醒目。窗外烟花绽放的瞬间，照亮了他藏在抽屉里的下一份“零元收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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