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毒水的气味刺得鼻腔发疼。推开病房门的刹那，床上的老人像片即将凋零的枯叶，能被带进来的风刮走。岳父凹陷的眼窝里浮着层浑浊的光，喉结在松弛的皮肤下艰难滚动，那声“来了……”轻得像要融进心电监护仪的滴答声里。我蹲下身握住他枯枝般的手。
医院走廊的长明灯在年三十那晚格外刺眼。我们用担架抬着岳父穿过飘雪的街道，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岳父裹着厚厚的棉被，呼出的白雾在围巾上凝成霜花。
当家门熟悉的木纹撞进眼帘，他浑浊的眼睛突然亮起，枯槁的手指指着墙上褪色的全家福，嘴角扯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正月十四的清晨，寒气顺着门缝往屋里钻。我攥着新买的止咳糖浆推开岳父家铁门，刺鼻的霉味混着打翻的中药味扑面而来。方厅里，八仙桌歪在墙角，相框玻璃碎成蜘蛛网状。岳父佝偻着背坐在矮凳上，拐杖深深插进地板裂缝，整个人抖得像秋风里的枯叶。
“爸！”我冲过去扶住他瘫软的肩膀，掌心触到的肩胛骨硌得生疼。老人仰起头，眼白布满血丝，干涸的泪痕在皱纹里蜿蜒：“昨儿后半夜...卡车响...”他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喘气声，“雪雪把冰箱彩电都装走了，说...说孩子要去满洲里念书...”
里屋的景象让我血液凝固。曾堆满年画的墙皮剥落，露出灰白的水泥，床板上孤零零躺着半块吃剩的馒头。我踢开满地狼藉，在抽屉夹层摸到张泛黄的纸条，汪雪潦草的字迹刺痛双眼：“爸，别怪我们，厂里欠了二十万...”
三个月后的清明飘着细雨，我握着岳父冰凉的手，看他圆睁的眼睛映着窗外摇曳的柳条。入殓师要阖上他眼皮时，我突然想起那年他带我去水库钓鱼，水库里的水泛着碎金，他说等退休了要教外孙做鱼竿。
五年后的宝东火车站，拥挤的人潮里出现了一个身影。汪雪瘦得脱了相，褪色的红大衣下摆沾着油渍，身旁的小女孩怯生生攥着她衣角。听说她在满洲里的皮鞋厂倒闭那天，老文带着刚出生的儿子连夜消失。她回来找国老大时，正撞见对方在给新媳妇戴金戒指。
列车汽笛呜咽着划破长空，汪雪的背影渐渐融进暮色。站台角落的垃圾箱旁，几张泛黄的照片随风翻卷，露出全家福里岳父年轻的笑脸——那是个永远停在腊月的冬天，和一段被风雪掩埋的故事。
近三十年过去了，她一直不让女儿回来认父亲。有一次，父女俩见面，却擦肩而过，女儿甚至以为是父亲的错，真是令人唏嘘不已。每当想起这些事，我就觉得汪雪虽然外表漂亮聪明，可她的所作所为实在太无情无义，为什么就不能等岳父离世后再离婚，非要在老人生命的最后时刻，给他带来如此沉重的打击呢？
汪雪是咎由自取，她没有玩过老文，但那时候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早几年，汪雪会把老文送进监狱的
八十年代的夏天总是来得格外炽烈，蝈蝈声穿透安国公社供销社的玻璃橱窗，在摆满搪瓷缸、花布和肥皂的货架间回荡。我站在柜台后，用竹编的圆扇拍打着热浪，看着公社大院门口那棵歪脖子柳树在风中摇晃。
早班客车的汽笛声准时响起，却惊起比往日更多的骚动。我踮脚望去，只见两个穿的确良衬衫的男人押着一个身影从公社大院里走出来。那人耷拉着脑袋，藏青色中山装皱得不成样子，右脚拖着地在柏油路上蹭出刺耳的声响。围观的人群像被风吹动的麦浪，层层叠叠地往前涌，议论声裹挟着尘土扑面而来。
“这不是食堂的崔师傅吗？”隔壁裁缝铺的王婶攥着半截花布挤进人群，“昨儿还见他来买火柴呢！”
我心里猛地一沉。崔师傅常来供销社，总爱买散装的茉莉花茶，说话时左眼会不自觉地斜向一边，但眼神却清亮得很。他总把钱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柜台上，走时还会笑着说“给同志添麻烦了”。这样的人，怎么会被公安五花大绑？
供销社的柜台很快成了消息中转站。提着竹篮的妇女、背着草帽的社员，你一言我一语，拼凑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故事的主角除了崔师傅，还有民康大队的娄桂兰。我想起那个黑红脸膛的女人，她买雪花膏时总爱反复摩挲包装纸，指甲缝里沾着洗不净的泥土。
据说他们相好已有半年。起初，崔师傅常给娄桂兰捎来食堂剩下的肉票，偶尔还塞几张皱巴巴的纸币。可渐渐地，承诺的新衣裳没了踪影，说好的粮票也打了水漂。那天傍晚，有人看见娄桂兰从公社食堂冲出来，头发散乱，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
“她去公社告崔师傅强奸！”杂货摊的老李压低声音，“陈特派员不敢管，直接报了县公安局。”
夜幕降临时，供销社的电灯不怎么亮。几个老主顾围在柜台边，声音里带着叹息：“听说用了大记忆恢复术，崔师傅熬不住，全认了……”我望着窗外的月光，想起崔师傅买茶叶时说过的话：“人活着，总得有点盼头。”可如今，他的盼头被一纸判决碾得粉碎——几年有期徒刑，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砸在每个人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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