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宗教与帝国：信仰版图的平衡术
作为虔诚的基督徒，查士丁尼致力于统一帝国宗教信仰。当时东方教会存在“基督一性论”争议，认为基督只有神性而非神人两性。查士丁尼试图调和东西方教会分歧，553年召开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谴责一性论异端，却引发埃及、叙利亚等地的不满，为后来阿拉伯征服时这些地区的易主埋下伏笔。
在对待犹太人问题上，查士丁尼颁布法令限制其政治权利，要求改信基督教，导致犹太社区的反抗。这种宗教政策虽强化了皇权与教会的联盟，却也加剧了帝国内部的文化分裂。
五、落日余晖：扩张的代价与遗产争议
查士丁尼的统治后期，帝国陷入多重危机。长期战争耗尽国库，北非与意大利的叛乱此起彼伏，541年爆发的查士丁尼大瘟疫更是致命打击——君士坦丁堡每日死亡万人，帝国人口减少四分之一，军力与经济元气大伤。565年查士丁尼去世时，意大利北部已被伦巴第人攻占，帝国复兴的成果逐渐缩水。
然而，查士丁尼的遗产早已超越领土得失。他的法典成为欧洲法律文明的基石，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称其为“人类理性最光辉的成就”；圣索菲亚大教堂作为东正教与伊斯兰教的双重圣地，见证了文明的交融与冲突；他对罗马帝国的复兴努力，为后世拜占庭皇帝树立了“再造罗马”的精神图腾。
国际评价中，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既肯定其法典贡献，也批评其穷兵黩武：“他的统治充满荣耀与灾难，胜利与耻辱。”现代历史学家则更关注其制度创新，如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凯利指出：“查士丁尼将罗马法转化为活的体系，使其在中世纪欧洲重生。”
公元565年11月14日，查士丁尼在君士坦丁堡逝世，葬于圣使徒教堂。他的统治如同帝国黄昏的最后一抹霞光，既照亮了罗马法理文明的巅峰，也映照着古典世界的落幕。从山村少年到“大帝”，查士丁尼用一生践行了对罗马帝国的执念——他未能实现领土的永久统一，却在法理与文化上缔造了一个永不落幕的罗马。当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依然俯瞰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当《罗马民法大全》的条文仍在现代法庭回响，查士丁尼的名字，早已成为连接古典与中世纪、东方与西方的文明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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