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袁绍在易京大破公孙瓒，吞并了他的军队。在取得胜利之后，袁绍的野心愈发膨胀。他的主簿耿苞私下向他进言：“汉朝的火德已经衰落殆尽，袁氏乃是黄帝的后裔，属土德，正应顺应天意，取代汉朝。”袁绍听后，心中虽有几分窃喜，但也不敢声张，只是把耿苞的话拿给军府的将吏们看，想试探一下众人的态度。众人纷纷认为耿苞的话荒谬至极，应当诛杀。袁绍为了避免引起麻烦，只好杀了耿苞来撇清关系。
袁绍在对待贤才方面，也多有不当之处。他征召北海的郑玄，却对其并不礼遇。赵融听说后，感慨道：“贤人是君子所仰望的对象，不礼遇贤人，就会失去君子的期望。有作为的君主，不敢失去百姓的欢心，更何况是君子呢？失去君子的期望，想要有所作为可就难了。”（注：《英雄记》中记载曹操作《董卓歌》，其中提到“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郭景图命尽于园桑”，从这些文字来看，郑玄似乎是无病而卒。其他书籍没有相关记载，所以在此记录下来。）
袁绍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开始安排自己的亲属占据各州。他让长子袁谭出任青州刺史，沮授连忙劝谏：“这样做必定会引发祸端。”袁绍却不听，固执地说：“我只是想让几个儿子各自占据一州，锻炼他们的能力。”沮授无奈地退下，叹息道：“祸乱恐怕就要从这里开始了。”
袁谭刚到青州时，担任都督，还不是刺史，后来曹操表奏他为刺史。当时青州的土地，从黄河往西，不过只有平原一带。袁谭到任后，向北排挤田楷，向东攻打孔融，在海边炫耀兵力。百姓们在乱世中本就无所依靠，见到袁谭前来，起初还对他抱有希望，纷纷拥戴他。但袁谭却信用一群小人，喜欢听身边人的阿谀奉承，生活奢侈淫逸，根本不懂得百姓稼穑的艰难。华彦、孔顺都是奸佞之徒，袁谭却将他们视为心腹；像王修这样的贤才，也只是在他手下做个普通官员，无法施展才华。袁谭虽然喜欢接待宾客，敬重有名望的士人，但他却让自己的妻弟在内统领士兵。这些士兵在城中为非作歹，在市井之外掠夺田野。他还另外派两员将领到各县招募士兵，有钱贿赂的人就能免除兵役，没钱的人就会被强行征募。许多贫弱之人不堪其苦，只能逃到荒野之中。士兵们还像打猎一样四处抓捕这些人。城中原本有万户人家，如今登记在册的却不足数百户，征收赋税时，连三分之一都收不上来。袁谭征召贤士，贤士们都不愿意前来；对于那些不按时赶赴军期、安居在宗族中的人，他也无法治罪。
袁绍又让中子袁熙出任幽州刺史，外甥高干出任并州刺史。此时袁绍的势力达到了顶峰，他拥有几十万大军。他让审配、逢纪统领军事，田丰、荀谌、许攸作为主要谋士，颜良、文丑担任将领，挑选了十万精锐步兵、一万骑兵，准备攻打许昌。
在出兵之前，众人对于作战策略产生了分歧。沮授、田丰劝谏道：“我们连年征战，百姓疲惫不堪，仓库里也没有多少积蓄，赋税和劳役又十分繁重，这是国家的忧患啊！我们应当先派使者向天子献上捷报，让百姓休养生息。如果与天子的联系被曹操阻断，我们就上表揭露曹操阻隔王路的罪行，然后进军屯驻黎阳，逐渐经营河南之地，多造舟船，修缮器械，再派遣精锐骑兵，侵扰曹操的边境，让他们不得安宁，而我们以逸待劳。不出三年，大事可成。”
审配、郭图却反对说：“兵书上说，兵力十倍于敌人就包围，五倍于敌人就进攻，兵力相当就可以交战。以明公的神武，再加上河朔的强大兵力，讨伐曹操就如同翻手一般容易。如果现在不抓住机会，以后就难办了。”
沮授反驳道：“拯救乱世、诛杀暴臣的军队，才是义兵；倚仗人多势众、凭借强大武力的，是骄兵。义兵无敌，骄兵却会先灭亡。曹操迎接天子，让天子在许都安稳居住，如今我们举兵南下，从道义上就站不住脚。而且决定战争胜负的策略，并不在于兵力的强弱。曹操法令严明，士卒训练有素，可不是公孙瓒那样坐以待毙的人。现在我们放弃万无一失的策略，却发动一场师出无名的战争，我实在为明公感到担忧！”
郭图等人却不以为然：“当年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没人说他不义，如今我们攻打曹操，怎么能说是师出无名呢？况且明公的军队勇猛，将士们都渴望建功立业，如果不及时成就大业，那就是失策。上天赐予的机会如果不抓住，反而会遭受灾祸，当年越国就是因为抓住机会而称霸，吴国就是因为错失机会而灭亡。监军（沮授）的计策过于保守，不懂得把握时机、随机应变。”
袁绍最终还是听从了审配、郭图的建议。郭图等人趁机进谗言说：“沮授监统内外军事，威震三军，如果他的势力再继续扩大，以后怎么能控制他呢？臣下与君主权力不同，国家才能昌盛；如果臣下与君主权力相同，国家就会灭亡，这是黄石公书中所忌讳的。而且在外统领军队的人，不应该干预朝廷内部的事务。”袁绍听后，心中起了疑虑，于是将监军分为三个都督，让沮授、郭图、淳于琼各统领一军，然后合兵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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