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曹操案前，两位奉命讨伐刘备的将领刘岱与王忠，跪伏在地，周身仍残存着被张飞惊吓后未曾散去的“怯懦意”与一丝死里逃生的庆幸。曹操原本杀心已炽，那股决定二人性命的“肃杀之意”凝聚在眉间。孔融见状，他的“仁义之意”使其不忍，进言劝谏：“此二人武道平庸，非玄德、翼德敌手，被擒乃其能力所限，非心有贰心。若因失利而诛，恐伤其他将士心意，使其未来皆抱自保之念。”
曹操凝视孔融片刻，衡量其中利弊——杀此二人不足以震慑已远去的刘备，反而可能在麾下引发“寒蝉效应”。他自身的“奸雄之意”告诉他，维持对多数追随者的掌控，需要恩威并施的表象。遂收敛杀意，免二人死罪，但削其爵禄——这是一种通过剥夺物质与名誉来削弱个体“意”的表现。
此刻，冬季严寒，凛冽的风仿佛带着北方苦寒之地特有的萧索之“气”扑入殿中，不利于大规模行军。孔融再次进言：“天寒地冻，不宜兴兵。当缓图之。南阳张绣、荆州刘表盘踞一方，或可拉拢，瓦解刘备之盟势。可先使人招安，待来春积蓄兵势，再全力南向徐州。”这番话语蕴含着顺应天时地利与分化瓦解对手“意”势的谋略。曹操感知到其中合理性，采纳其策。
首先派说客刘晔前往南阳，意图以“丞相恩义”和“天下大义”去招抚张绣。刘晔其人，行事自有分寸，感知敏锐，一入襄城便先访贾诩。贾诩，这位乱世中的异数，其“心法”深不可测，如毒士一般看透人情，行事诡异却每每能趋吉避凶，他的“意”隐藏得极深，唯有在其谋划中偶然闪现一丝冷酷的光芒。刘晔在贾诩家中陈说曹操如今手握天子，掌握朝政大权，顺从乃是“大势所趋”。贾诩听闻，不置可否，心中已有盘算——他感受着中原局势变幻的“气脉”，袁绍虽强，其“势”中已显不稳，而曹操正一步步凝练他的“霸者之意”与“兵家煞气”。
次日，贾诩对张绣说了曹操遣人招安之事。二人正商议间，袁绍使者骤至，带来同样招安意向。这份袁绍书信，虽然同样裹挟着笼络的“意”，但与其自身日益显现的优柔寡断与内部争斗散发出的“混乱意”相互抵触。贾诩问及袁绍近日伐曹战事如何。使者答以冬日罢兵，旋即自夸袁绍如何看重张绣、刘表这些“国士”，一种笼络人心、试图建立共同“忠义之意”的说辞。贾诩听罢，内心冷笑，他看穿了袁绍空洞虚浮的“意”与掩藏其下无法容人的本质。他的“心法”如毒蛇般吐信，不留情面。他当面撕碎书信，发出低沉嘲讽之声：“袁本初连同母之弟袁术都无法容忍，又如何能容得下天下国士！”这份决绝之意，带着洞悉人性的锋利，如同刀剑直接戳破了袁绍虚伪的“仁义”表象，令使者狼狈不堪，叱退而出。
张绣惊诧不已，眼中充满不安。他麾下的兵卒许多久经战乱，体内“煞气”凝滞，缺乏明确的“意”的指引，全赖主帅的决心来维系。他能感受到此刻营中弥漫的恐慌。相较于袁绍的强大，曹操显得弱势。“袁强曹弱，此番触怒袁绍，将来如何应对？”
贾诩此刻眼中闪过一丝难得的、清晰可见的“决断意”。“从曹操方为上策！”他并非空穴来风，其“心法”已预见到更远的未来。
他条理清晰地列举“三便”，字字句句都在分析两者“意”势的核心差异与跟随之利害：曹操奉天子诏，是得“天子气运”与“大义之意”加持，即便这气运微弱，大义存疑，顺从其势最为便利，是为“从一之便”；袁绍势强而从者众，张绣前往势必不被看重，无法获得与之地位相匹配的“认可意”，而曹操此刻势弱，得到张绣这样的力量将喜出望外，必定优待，这是争取自身群体最佳“意”位之便，为“从二之便”；曹操虽曾有私怨，这怨由他的儿子与典韦等人的死生杀孽构成，积聚了少许“怨煞”，然其怀有鲸吞天下之“王霸之志”，此等大“意”者，为成就功业，必能摒弃小节私情，彰显容人之“明德”。这是以其强大的“意图”来预测行为模式，为“从三之便”。
张绣闻之，贾诩的分析切中要害，拨开了他内心的忧疑“意”。他遂请刘晔相见。刘晔得了贾诩的配合，顺水推舟，再次盛赞曹操，并巧妙利用了“释旧怨”一点来强化曹操的“明德”之“意象”，打消张绣的最后一丝顾虑。“若非丞相已释旧怨，安肯派在下前来修好将军乎？”张绣闻此言，长久压在心头的恐惧与不安的“意”终于消散大半，大喜过望。
他与贾诩立刻启程前往许都归降。张绣拜于曹操阶下，这是弱者向强者以自身“意”表顺从的仪式。曹操上前扶起他，亲执其手，“有过往小失，勿记于心。”这句话既是对张绣的宽宥，也蕴含着曹操试图将自己那份因典韦之死产生的微弱“怨煞”与恼怒的“意”强行压制和抹去的“意图”。随后封张绣扬武将军，这既是对其力量的认可，也是给他一个能在自己体系中生存发展的“意”位。而贾诩，则被封为执金吾，一个掌控禁卫的要职，可见曹操对其“心法”和智谋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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