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能往南走的时候，脚上的草鞋早就磨穿了，脚底的血泡破了又结，结了又破，在泥地上拖出淡淡的血痕。他不知道南在哪里，只记得娘说过“往太阳落下去的方向走，能找到顾先生的朋友”。
天刚蒙蒙亮，他就蜷在破庙里啃别人扔掉的菜根，听见路过的难民在哭。一个瞎眼的老太太摸着墙根走，嘴里反复念叨：“南京……南京城里的血，能没过膝盖啊……”
“大娘，南京咋了？”八能凑过去，声音哑得像砂纸。
老太太的手抖得厉害：“日本人……屠城啊……三十多万，男女老少，杀得没剩几个……我那孙儿，才五岁，被他们挑在枪尖上……”她突然抓住八能的胳膊，指甲掐进他的皮肉，“孩子，你记住这数，三十万！都是咱中国人的命！”
八能的心像被冰锥扎了一下。三十万？他数不清三十万是多少，只知道比学堂里所有孩子加起来，比码头上所有扛活的人加起来，还要多得多。他想起娘额头上的血洞，想起仓库里堆着的小尸体，突然明白，这乱世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流血，是整个江山都在淌血。
他继续往南走，路过炸塌的县城，断墙里还插着没烧完的军旗；路过干涸的河床，沙子里嵌着碎骨头和破布鞋；路过被烧黑的村庄，梁上挂着没人收的尸体，乌鸦在头顶“呱呱”地叫，像在数着地上的冤魂。
有次他在废墟里找吃的，看见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孩子早就没气了，她还在给孩子喂奶，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谣。日本兵的马蹄声从远处传来，女人突然把孩子塞进八能怀里，自己往另一个方向跑，嘴里喊着“来啊！我在这儿！”，枪声一响，她就没再动。
八能抱着那具冰冷的小身体，躲在断墙后发抖。心口的龟甲烫得厉害，七片甲片像是在哭，硌得他喘不过气。他想起自己的弟弟，那个总爱拽着他衣角的小不点，是不是也这样，在哪个冰冷的地方躺着？
他开始学着在死人堆里找吃的，学着听马蹄声就往草垛里钻，学着把眼泪憋回去——娘说过要活下去，活下去才能看天亮。可天亮是什么样？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天上的星星越来越少，地上的血越来越多，连风里都带着股化不开的腥气。
路过一个小镇时，他被抓去给日本兵喂马。一个戴眼镜的翻译官见他瘦得像根柴，踢了他一脚：“小叫花子，知道你们中国人为啥被杀吗？因为你们软，像地里的泥！”
八能没说话，抓起手里的马粪就往翻译官脸上扔。他被打得口鼻流血，扔进马棚里，可心里那股狠劲却烧得更旺了。他想起爹的龟甲，想起娘的眼睛，想起南京城里那三十万冤魂——他们不是泥，是骨头，是能砸碎石头的骨头！
夜里，他偷了日本兵的一把刺刀，藏在怀里，继续往南走。月光照在他脸上，能看见嘴角的伤，也能看见眼里的光——那光比星星亮，比刺刀冷，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在山河破碎的尽头，攥在手里的最后一点念想。
他不知道爹在东京是死是活，不知道弟弟是不是真的没了，甚至不知道下一顿能不能吃上一口饱饭。但他知道，脚底下的路，必须走下去。往南，往有中国人的地方走，往那些还没被碾碎的骨头堆里走。
风从北方吹来，带着南京的血腥味，也带着娘的话：“替娘看着天亮。”八能摸了摸心口的龟甲，又摸了摸怀里的刺刀，一步步踩在血与泥里，像一株从石缝里钻出来的野草，不管天会不会亮，先把根扎下去，扎进这破碎的山河里。
八能往南走的路，越来越像在血水里趟。每一步踩下去，都能想起仓库里娘额头上的血洞，想起南京老太太说的三十万，想起马棚里翻译官那张谄媚的脸。心口的龟甲像块烧红的烙铁，白天烫得他直不起腰，夜里又冰得他睡不着——那是恨，攒在骨头缝里的恨。
他开始认得出日本人。哪怕隔着半条街，听着那硬邦邦的口音，看着那军装袖口的星徽，手心就会冒汗，指甲深深嵌进肉里。有次在镇上，看见两个日本兵拿着糖逗一个穿红棉袄的小姑娘，小姑娘怯生生地伸手去接，八能抓起地上的石子就想砸过去，被旁边一个逃难的大叔死死按住。
“不能去，孩子！”大叔的手在抖，“他们是狼，披着人皮的狼！”
八能挣开他的手，眼睛红得像要滴血：“狼就该打死！”他想起娘倒下时，那些日本兵脸上的笑；想起仓库里，匕首捅进孩子身体时，他们眼里的漠然。这些画面在他脑子里转，像磨盘，把“日本人”三个字磨成了带毒的针，扎得他心口日夜疼。
他开始偷偷学着记仇。看见哪个日本兵踹了老百姓，就在心里画个叉；听见哪个汉奸帮着日本人抓人，就把那人的模样刻在脑子里。有次在破庙里，撞见一个日本伤兵在啃馒头，他躲在梁上，看着那人缺了半截的胳膊，突然想起爹被抓走时，也是这样被他们推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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