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二十八年（1648年）岁末之际，东北战区的数万明军如汹涌的洪流一般，席卷了西西伯利亚平原。图鲁汉斯克、库兹涅兹克、托木斯克、叶尼塞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瑙尔以及纳利姆等城堡覆盖的广袤无垠的大平原，都被明军收入囊中，这标志着他们第二步计划的圆满完成。
不仅如此，明军在占领这些区域的过程中，还接纳了三万多名西伯利亚汗国逃亡至此的牧民。这些人几乎占到了西伯利亚汗国遗民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他们的加入为明军的下一阶段攻势提供了强大的人力支持，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要知道，几十年前，汗国被沙俄灭国时，全国还有二十多万人口，如今，半数人被沙俄屠戮，侥幸存活下来的，无不是在沙俄人高压统治之下苟延残喘。
明人的到来，对这些人来说可谓是久旱逢甘露。所以，他们不光自己投奔而来，还带来了很多之前大明不了解的情报。也为来年明军夺取西西伯利亚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与此同时，暹罗的局势也逐渐稳定下来。这为明军下一阶段开启对缅甸东吁王朝的征服之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对日灭国之战的尘埃落定，朱由校的目光渐渐转向了李贞妃的母国——朝鲜。
时光回溯到天启初年，那时刘理顺与现任朝鲜王李瑛共同发动了一场政变。如今，二十五个春秋已逝，但朱由校却始终未曾对朝鲜采取行动。
如今，大明帝国的周边局势已经相对稳定，除了朝鲜这个独立王国之外，其他地区都已经纳入了大明的版图。因此，将朝鲜纳入大明帝国的计划也被提上了日程。朱由校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将这件重要的事情交给范文程来负责处理。
与此同时，朱由校的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了天津大沽口港。这里是大明帝国的重要港口之一，也是对外贸易和海上交通的枢纽。
天启二十九年（1649年）二月初二，正值龙抬头的日子，天津大沽口港显得格外繁忙。港口的码头上，以及宽阔的渤海湾中，停泊着数以百计的高大船只。这些船只主要来自两支大洋舰队，还有一部分是隶属于民间的运输船，总计约有100艘之多。
在这些船只中，有一艘特别引人注目的旗舰。它停靠在码头边，船帆高耸，气势磅礴。此时，印度洋舰队司令颜思齐正与大明皇帝朱由校一同站在旗舰的剑桥上，眺望着远方的海面。
颜思齐，字振泉，今年已经六十岁整。他身材魁梧，面容刚毅，有着丰富的航海经验和卓越的领导才能。
朱由校嘴角含笑，目光随意地落在颜思齐身上，缓声问道：“振泉将军，此次出航美洲，你对此行有何见解？莫非也如那些士大夫一般，觉得此举不妥？”
颜思齐闻言，毫不迟疑地抱拳施礼，朗声道：“陛下，万万不可听信那些书呆子的胡言乱语啊！微臣在这茫茫大海上讨生活已有数十载，又怎能不晓得欧洲各国为何要不远万里来到我南海之地呢？无非是想让他们的国家和子民都能过上更美好的日子罢了。那些整日死读孔圣人儒家学说之人，只知纸上谈兵，却对这天高地厚、海阔天空一无所知，陛下大可将他们的话当作放屁一般，不必理会。”
朱由校听罢，不禁为颜思齐的直爽和豪迈所逗乐，他手指着这位老将，仰头哈哈大笑起来。
大航海时代，可不止改变了个人的生活。
哥伦布发现美洲和麦哲伦环球航行，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地球的认知，证实了地圆说，并建立了全球性的地理联系。
新航路的开辟（如达·伽马绕过非洲到达印度）打破了奥斯曼帝国对传统商路的垄断，促进了欧洲与亚洲、美洲、非洲的贸易往来，形成早期世界市场。
美洲作物（玉米、土豆、番茄等）传入欧亚，丰富了农业结构；欧洲的宗教、语言和技术也传播至殖民地，形成文化融合与冲突。
航海仪器（罗盘、星盘）、船舶设计（卡拉维尔船）和地图制作的革新，为后续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奠定基础。
当然，有好的一面，自然也有坏的一面。
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为欧洲提供了巨额财富，引发“价格革命”，加速封建经济瓦解和资本主义萌芽。
新兴商人阶层崛起，商业资本扩张，推动了重商主义政策和现代金融体系的形成。
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在美洲、亚洲建立殖民地，通过武力征服和资源掠夺重塑全球政治格局。
非洲黑奴贸易和殖民地的种族歧视政策埋下了长期的社会矛盾。
大航海时代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既开启了全球化序幕，也暴露了权力与欲望的残酷性。其意义不仅在于地理发现，更在于塑造了现代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框架。
如果两百年前大明王朝没能及时赶上大航海时代的列车。
那么，如今在朱由校的统领下，大明帝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学习着欧洲国家，逐步建立起强大的海上帝国，从而推动全国经济的发展。海外贸易，不光推动国内经济的发展，对全球贸易格局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或许未来还有一天能够主导全球贸易。此外，大明帝国的海外贸易活动促进了与东南亚、非洲、欧洲等地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为帝国开辟了新的贸易路线和伙伴，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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