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刚脸上的笑容没有丝毫变化,甚至更加坦荡:“老严同志,这个问题问得好。我郭刚在云川工作这么多年,自问行得正坐得直,经得起考验。我内弟是做点小生意,但他和钱大勇公司之间正常的商业往来,我这个做姐夫的,既不知情,也从不干涉。至于你们查到的那些款项,只要是合法合规的生意往来,我无权过问,也相信组织会查个水落石出,还我清白。”
他身体微微后靠,靠在椅背上,眼神扫过陈青禾和老严,带着一种隐隐的、居高临下的审视,甚至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我知道,现在外面有些风言风语,压力很大。但我相信组织,相信纪委的同志是公正的。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嘛。我全力配合调查,也希望调查组的同志们,能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实事求是,给县委县政府、给纺纱厂职工、也给社会舆论一个经得起检验的结论。”
滴水不漏!陈青禾的心一点点往下沉。郭刚就像一条滑不留手的泥鳅,所有的质疑都被他以“程序合规”、“专业判断”、“大局为重”、“不知情”、“不干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轻飘飘地化解。他甚至在话里话外,暗示调查组受到了“压力”和“干扰”,无形中将自己摆在了受害者和被冤枉的位置上。
更让陈青禾感到棘手的是郭刚那份沉稳的气度。面对纪委的谈话,他没有丝毫普通官员常见的紧张或惶恐,反而像在主持一场寻常的工作会议,那份从容,源于他多年深耕云川官场积累的深厚根基和强大的心理优势。他知道自己盘踞在权力网络的中心,枝繁叶茂,根深蒂固,绝非钱大勇、孙卫东之流可比。
郭刚的“表演”远不止于谈话室。
谈话结束后,他立刻雷厉风行地召开了一个县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妥善处理纺纱厂改制遗留问题,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在会上,他大谈特谈改制的不易、职工的困难、政府后续工作的不足,表情沉痛,言辞恳切,要求相关部门“举一反三”,“带着感情”解决职工合理诉求。他还特意指示县电视台做了报道,新闻画面里,他深入纺厂家属区看望困难职工,握着老工人的手嘘寒问暖,俨然一副心系百姓、勇于担当的父母官形象。
这一手“危机公关”玩得炉火纯青,不仅成功转移了部分舆论焦点,把自己塑造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更在无形中给调查组施加了巨大的舆论压力——这样一位“心系职工”、“敢于担当”的领导,真的会是腐败分子吗?
而水面之下,暗流涌动得更加汹涌。
就在陈青禾苦思对策之际,坏消息接踵而至。
首先是钱大勇那边。这个在留置初期还抖出不少猛料的商人,在得知郭刚依旧稳坐钓鱼台后,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再次提审时,他对之前关于郭刚的供述开始含糊其辞,眼神闪烁,甚至暗示“可能记错了”、“当时压力大说岔了”。显然,他或者他背后的人,对郭刚的能量重新评估后,选择了退缩和观望。
紧接着,外围调查的同事沮丧地汇报:他们刚刚锁定并准备接触的几个原纺纱厂中层干部和财务人员,要么“突发急病”住院,要么“外出探亲”联系不上,要么就对调查人员三缄其口,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一条条刚刚浮现的线索,如同暴露在烈日下的水渍,迅速地干涸、消失了。
最让陈青禾心头一紧的是简薇那边传来的消息。审计组在追查一笔关键资金流向时,发现其中一环涉及到县财政局的一名副科长。当调查组带着手续赶到财政局调取相关凭证时,却被告知:存放该年度原始凭证的那个档案柜,几天前“意外”被清洁工洒水浸湿,损毁严重,正在“抢救性修复”,暂时无法提供。
“意外?”陈青禾接到电话时,气得差点把手中的保温杯捏碎。他站在办公室窗前,望着楼下院子里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树木,胸口憋闷得几乎喘不过气。这哪里是意外?分明是精准的定点清除!对方对调查进度了如指掌,在他们即将触及核心证据时,抢先一步毁掉了关键书证!
这精准而狠辣的反制,无疑来自那个此刻正在县委大楼里运筹帷幄、甚至可能在电视新闻里忧国忧民的身影——郭刚。他在用自己强大的影响力,悄无声息地抹去所有指向自己的痕迹,将调查组死死地困在证据不足的泥潭里。
一股前所未有的挫败感和巨大的压力如同冰冷的潮水,瞬间将陈青禾淹没。郭刚就像一座看似寻常、实则堡垒森严的山峰,盘踞在云川的权力之巅。他的表演天衣无缝,他的根基深不可测,他的反击精准致命。谈话、舆论、毁证、串供…层层叠叠的压力从四面八方挤压而来,调查似乎真的走进了死胡同。
陈青禾猛地转身,抓起桌上一份文件,用力砸在桌面上,发出一声闷响。他需要发泄,否则这沉重的压力会把他压垮。难道真的就拿这个道貌岸然的郭刚没办法?难道那些被侵吞的国有资产、那些被牺牲的职工利益,就要这样不了了之?李卫国的叮嘱犹在耳边:“证据!铁一样的证据!没有它,你撼动不了真正的权力根基!”可现在,证据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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