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万能”这个名号，像一粒被风偶然吹落的种子，竟在德云社后台那片复杂又热闹的土壤里扎下了根，还悄没声地蔓延开来。
起因自然是那次临危受命的“拼饭行动”。自那以后，后台那些原本只把我当个送餐小妹的演员们，看我的眼神明显不一样了。烧饼依旧是大嗓门带头喊：“‘余万能’，今儿盒饭里那醋溜白菜丝儿不错，下回多给我打点儿！”孟鹤堂会温和地笑着托付：“小余，麻烦你帮我跟老板说，那份清炒西兰花，盐真的可以再少一点点。”连周九良，偶尔也会在接过饭时，用他那辨识度极高的、慢悠悠的调子蹦出一句：“饭盒，压角了。”意思是饭盒没放正，压到桌角了——虽然要求苛刻，但这至少证明，在他眼里，我不再是那个“眼神儿不太好”的透明人了。
变化最大的，是张云雷。他真把整理大褂的活儿交给了我。第一次接过他那件月白色、料子极其讲究的大褂时，我手心都冒汗，比第一次给栾云平送饭还紧张。我几乎是拿出了绣花的功夫，仔仔细细熨烫每一个角落，连袖口内侧的针脚都捋得平平整整。当张云雷再次演出前拿起那件大褂，手指拂过光滑冰凉的缎面时，他眼中毫不掩饰的满意和惊讶，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啧，这手艺，”他对着镜子整理领口，笑着对旁边的杨九郎说，“九郎，学着点儿，这才叫熨大褂。”
杨九郎嘿嘿笑着应和：“是是是，小余老师这水平，快赶上专业服装师了。”
我站在一边，心里像揣了个暖炉，热烘烘的。这份信任和认可，驱散了初来乍到时“大褂风波”留下的阴霾。后台这潭水，我好像渐渐能游得自在了些。
当然，也有例外。
那个例外，依旧坐在他的专属角落，像一座沉默的冰山。栾云平。
他对我的态度，似乎有了一点点微妙的松动，但也仅止于工作层面。送饭时，那句“栾老师，您的饭”依旧小心翼翼，他依旧从喉咙里“嗯”一声，或者偶尔视线从台本上抬起，极其短暂地扫我一眼，算是回应。他不再像最初那样浑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冰冷气场，但也绝谈不上温和。他更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而我，只是这台机器旁边一个偶尔需要对接一下、但无需过多关注的零件。
这种若即若离、公事公办的状态，一直持续到那场突如其来的秋雨。
北京的秋天来得快，几场大风刮过，燥热便偃旗息鼓，换上了萧瑟。一场连绵的秋雨下了两天，气温骤降，空气又湿又冷，带着刺骨的凉意。后台虽然开着暖气，但人来人往，门开开关关，也总有一股子驱不散的阴冷湿气。
那几天栾云平格外忙。年底演出季临近，各种专场、跨年演出的策划、协调、演员安排、场地对接，千头万绪都压在他这个演出部副总队长身上。我连着几天送晚饭进去，都看到他眉头紧锁，对着电脑屏幕或者一厚摞文件，手指在键盘上敲得飞快，或者拿着电话低声快速地交代着什么，语速快而清晰，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力。他面前那杯我送进去的热茶，常常放到冰凉也顾不上喝一口。眼底有淡淡的青黑，脸色在后台不算明亮的灯光下，显得有些苍白。
这天傍晚，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我照例提着保温箱走进后台。后台比平时安静不少，大概是因为天气不好，有些演员还没到。烧饼、孟鹤堂、周九良几个在角落里低声对词。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湿漉漉的沉闷感。
我把盒饭一份份拿出来放在桌上。轮到栾云平那份时，我习惯性地朝他的角落看去。
他依旧坐在那里，背对着我，对着电脑。但姿势有点不太对劲。不像平时那样腰背挺直，而是微微佝偻着，一只手撑着额头，肩膀似乎有些紧绷。
“栾老师，您的饭。” 我像往常一样，轻声说着，把那份特意多加了点清淡蔬菜的饭盒放在他桌角。
他没应声，也没回头，甚至连动都没动一下。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太反常了。就算他再忙，至少也会给个“嗯”的回应。
“栾老师？” 我又试探性地叫了一声，声音稍微大了点。
他猛地吸了一口气，像是被惊醒了，缓缓地、有些吃力地转过头来。
灯光下，他的脸色比之前看到的还要差。苍白里透着一种不正常的潮红，额头上甚至能看到细密的汗珠，嘴唇干得有些起皮。那双平时锐利冰冷的眼睛，此刻显得有些涣散，眼神里带着明显的疲惫和…强忍的痛苦。他眉头紧锁，似乎在极力压抑着什么不适。
“放…那儿吧。” 他的声音异常沙哑低沉，像是砂纸磨过桌面，完全失去了平日的清冷利落。短短三个字，他说得有些费力，说完又立刻转回头去，一只手用力地按了按太阳穴，肩膀几不可察地颤抖了一下。
他生病了！而且看起来病得不轻！
这个认知让我心头猛地一揪。那个平日里像冰山、像精密仪器一样无懈可击的栾副总，此刻竟然显露出如此脆弱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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