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端刚启，池越和秦晔就已着手进行最坏的打算，安置无法参战的人员和重要资产。
池越下令工厂和煤矿立即拆卸关键机床、动力设备和技术图纸。
由他最信任的侦察排护送，连同所有熟练技术工人及其家属，连夜向西撤退进太行山深处早已选好的隐蔽地点。
这些人和设备，是建立秘密的备用兵工作坊，持续抗战的“火种”。
秦晔利用最后几列火车，将铁路机修厂的重要设备、物资以及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紧急向后方转运。
他亲自签署手令，要求沿途各站予以放行和协助。
两人联合发布告示，强令淆城、巩镇及周边村庄的百姓立即向西南山区疏散。
部队派出士兵协助，同时也严厉弹压任何趁火打劫、制造恐慌的行为。
对于不愿离开故土的老人，则要求他们囤积粮食，躲入地窖，并告知巷战的危险。
一种悲壮而无奈的“坚壁清野”在紧张地进行着。
他们收到的命令“固守待援”中的“待援”，是一个充满变量的承诺。
在七七事变爆发时，卫立煌部第14集团军，孙仲连的26路军等部队，
大多驻防在河南北部、湖北北部、安徽西部一带平汉铁路沿线。
从这些地区行军至目前华北最前线的淆城-巩镇地区，直线距离超过 500-700公里。
当时夏国军队机械化程度极低，主力行军全靠步行。
即使是最精锐的部队，日均强行军速度也仅在 30-40公里左右。
这意味着仅在路上就需要 15-20天。
而日军完全掌握制空权，其侦察机会不断搜寻中国军队调动迹象。
轰炸机则对行军纵队、铁路枢纽、桥梁进行狂轰滥炸。
这会极大地迟滞援军的行进速度。
部队白天难以行动，多需夜间行军，效率大打折扣。
虽然可以利用平汉铁路北运，但当时铁路运力极其紧张，车皮短缺，且需要优先运输弹药、装备和给养。
无法一次性运送整个军团。
更重要的是，平汉铁路北段完全暴露在日军航空兵的轰炸范围之下，铁路线时断时续，无法保证畅通。
在援军到达前的至少两周甚至三周内，他们必须依靠自身力量，独立面对日军一个甚至多个师团的全力猛攻。
但池越和秦晔，以及他们麾下每一个士兵都清楚，在援军抵达之前，他们就是这片土地上唯一的屏障。
接下来的三周里，淆城-巩镇防线化作了一座血肉磨坊，每一天都在疯狂地吞噬着生命。
日军的进攻模式固定而凶狠：
首先是航空兵的轰炸机群准时来临，带着令人齿冷的引擎轰鸣，
将成吨的炸弹倾泻在守军阵地、交通枢纽甚至后方城镇。
紧接着，重炮集群进行长达数小时的覆盖射击，试图将一切地表工事犁平。
步兵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发起潮水般的冲锋。
池越的部队打法灵活凶悍。
往往利用防炮洞和残存的工事躲过炮火覆盖，待日军步兵接近至百米内才突然开火。
甚至频繁发起连排级别的反冲击，用刺刀和手榴弹将敌人硬顶回去。
秦晔部则凭借严谨的土木工事和精准的炮兵指挥，进行着高效而冷酷的节次防御。
每一道阵地都让日军付出惨重代价才能夺取。
第一周，日军进展缓慢，但守军的伤亡数字与弹药消耗同样触目惊心。
两人的指挥部也未能幸免。
池越的旅部被日军侦察机锁定，一通轰炸后，半个院子被夷为平地。
他本人被埋在瓦砾下，被卫兵拼命刨出，却骂骂咧咧地换个地方继续指挥。
秦晔的师部也挨了炮弹，指挥部通讯中断半小时，三名参谋牺牲。
日军的兵力不断增加，进攻波次更加连绵不绝。
守军前期埋设的地雷耗尽，隐蔽火力点大多被日军炮兵和航空兵重点拔除。
第二周，一线部队开始出现严重的减员，许多连队打得只剩三分之一甚至更少。
他们必须在战斗中不断增补，甚至合并残连、残营，才能维持战线不崩。
武器装备、弹药、粮食、药品的消耗像是一个无底洞。
伤员无法后送，只能集中在简陋的野战医院里，医护人员数量有限，难以照看这么多人，状况凄惨。
补给线遭到日军飞机和渗透部队的不断袭扰，弹药，尤其是炮弹和手榴弹开始变得金贵。
士兵们要等到日军冲到眼前才被允许开枪。
池越和秦晔之间的电台通讯变得更加简短急促，只是互相通报还能支撑的防线和急需的弹药种类。
两人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一次池越上前线督战，刚离开一个团指挥部不到五分钟，那里就被一发直接命中的重炮炮弹炸成了深坑。
秦晔在视察炮兵阵地时，遭遇日军战机扫射，警卫员飞身将他扑倒，身旁的泥土被机枪子弹打得噗噗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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