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最要紧的事,莫过于让百姓从事农业生产。要想让百姓务农,关键在于重视粮食;重视粮食的办法,在于让百姓可以用粮食来作为获得奖赏和免除刑罚的手段。现在招募天下人向官府缴纳粮食,可以封爵,可以赎罪。这样一来,富人能得到爵位,农民能得到钱财,粮食也能流通起来。能够缴纳粮食来获取爵位的,都是有多余粮食的人。从他们多余的粮食中拿出一部分供朝廷使用,那么贫民的赋税就能减少,这就是所谓的损有余,补不足,政令一出,百姓就能获利。现在规定百姓有一匹战马的,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兵役;战马是国家的军事装备,所以给予这样的优待。神农氏曾教导说:‘有十仞高的石头城墙,百步宽的护城河,上百万的披甲士兵,但如果没有粮食,也守不住。’由此可见,粮食是君主最需要的,是治理国家的根本。现在让百姓缴纳粮食获得爵位,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与献上一匹战马的功效相比,相差太远了。爵位,是君主所掌控的,从嘴里说出来就无穷无尽;粮食,是百姓种出来的,生长在土地里不会匮乏。得到高爵位和免除罪行,是人们非常渴望的。让天下人都向边境缴纳粮食来获得爵位、免除罪行,不出三年,边境的粮食肯定就多了。”汉文帝听从了晁错的建议,下令百姓向边境缴纳粮食,根据缴纳粮食的多少授予不同等级的爵位。
晁错又上奏说:“皇上您让天下人缴纳粮食到边境来封爵,这是很大的恩惠。我担心边境士卒的粮食不够用,把天下的粮食大量调运过去。如果边境的粮食足够支撑五年,就可以让百姓把粮食缴纳到郡县;郡县的粮食足够支撑一年以上,就可以适时地赦免罪犯,并且不再向农民征收租税。这样,皇上的恩泽就能遍及万民,百姓会更加努力务农,生活富足安乐。”
汉文帝又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说:“引导百姓的途径,在于致力于根本。我亲自率领天下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可田野并没有更多地被开垦,年景一旦不好,百姓就面带饥色;这说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还不多,官吏也没有更加努力。我的诏书多次下达,每年都鼓励百姓种树,可成效却不显着,这是官吏执行我的诏令不勤勉,对百姓的劝勉也不明确。况且我们的农民非常辛苦,官吏却不体谅,这怎么能让农业生产取得成效呢!今年就赐给农民一半的租税。”
公元前167年,甲戌年,春天二月甲寅日,汉文帝下诏说:“我亲自率领天下百姓耕种,来提供祭祀用的谷物;皇后亲自采桑,来提供祭祀穿的礼服。要把相关礼仪准备好!”
当初,秦朝的祝官有一种秘祝的制度,一旦出现灾祸吉祥的事情,就把过错推给下面的人。这年夏天,汉文帝下诏说:“我听说,按照天道,灾祸是由怨恨引起,福气是由德行产生,百官的过错,应该由我来承担。现在秘祝之官把过错推给下面的人,来彰显我的不德,我很不认同。把这个制度废除掉!”
齐国的太仓令淳于意犯了罪,应当受刑,朝廷下诏将他逮捕,押解到长安。他的小女儿缇萦上书说:“我父亲做官,齐国人都称赞他廉洁公正;现在因犯法应当受刑。我伤心的是,人死了不能复生,受刑致残后也不能再复原,即使以后想改过自新,也没有机会了。我愿意自己没入官府做奴婢,来赎父亲的刑罚之罪,让他能够有机会改过自新。”
围绕汉文帝时期晁错的建言及文帝举措展开,内容兼具政治智慧与历史启示:
晁错的政治远见与治国思想
边防与移民政策的系统性:晁错提出的边境移民策略,将军事防御与民生建设结合。如规划城邑、配置基础设施、建立社会组织(伍、里、连、邑的编制),既增强边防力量,又通过“先安其居、后固其心”的方式,让百姓扎根边境,体现对长期治理的考量。这种“寓兵于农”的思路,比单纯军事屯戍更具可持续性。
重农抑商与粮食安全的深刻洞察:他对农业与商业的分析切中时弊。指出商人“不耕不织却富甲一方”,农民“终年劳苦却濒临破产”,揭示社会资源分配失衡问题。提出“贵五谷而轻金玉”,以粮食作为封爵、赎罪的手段,既调动富人献粮积极性,又减轻贫民赋税,通过经济杠杆强化农业根本地位,堪称古代“粮食安全”思想的典范。
政策执行的务实考量:晁错强调“得人”与“治法”结合,如移民需“良吏管理”,边防需“训练有素”,避免政策流于形式。其主张既立足现实(如预判匈奴冬季南下),又注重长远规划(分阶段充实边境与郡县粮食储备),展现务实的治国逻辑。
汉文帝的治国举措与君主风范
纳谏如流与政策执行力:文帝对晁错的建议多次采纳,从边境移民到重农政策,再到废除秘祝制度,体现君主对治国良策的开放态度。尤其在粮食政策上,通过“入粟拜爵”调动社会资源,快速充实储备,显示政策落地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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