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楚元王喜欢读书，和鲁申公、穆生、白生一起跟着浮丘伯学习《诗经》。等到楚元王做了楚王，就任命这三人为中大夫。穆生不喜欢喝酒，楚元王每次摆酒席，都会专门为穆生准备甜酒。等到楚元王的儿子夷王、孙子刘戊即位后，一开始也常为穆生准备甜酒，后来就忘了。穆生退席后说：“该走啦！甜酒不准备了，说明楚王对我们的敬意已经懈怠了。再不走，楚人就要在集市上给我戴刑具了。”于是就称病卧床不起。申公和白生强行把他拉起来，说：“难道你就不念先王的恩德了吗？现在楚王只是一时疏忽，没注意这点小礼节，不至于这样吧！”穆生说：“《易经》里说：‘能洞察事情的细微变化，就如同神明啊！细微的变化，是事情发展的征兆，吉凶祸福都能预先看出来。君子看到细微的变化就会采取行动，不会等到一天过完。’先王之所以以礼对待我们三人，是因为看重我们所秉持的道义。现在楚王忽视了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道义。和忘记道义的人，怎么能长久相处呢，这可不是为了那点小小的礼节！”于是就称病离开了。申公和白生则留了下来。楚王刘戊逐渐变得荒淫残暴，太傅韦孟写诗劝谏他，他不听，韦孟也离开了，去了邹地。刘戊因为被削减封地的事，就和吴王勾结起来，谋划造反。申公和白生劝谏刘戊，刘戊却把他们当成犯人，让他们穿上红褐色的囚衣，在集市上舂米。休侯刘富派人劝谏刘戊，刘戊说：“叔父要是不支持我，我起兵后，先收拾叔父！”休侯害怕了，就和母亲太夫人逃到京城。
等到朝廷削减吴国会稽郡、豫章郡的诏书送到，吴王就率先起兵，杀掉了汉朝在吴国俸禄二千石以下的官吏。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等诸侯国也都造反了。楚国的丞相张尚、太傅赵夷吾劝谏楚王刘戊，刘戊杀了他们。赵国的丞相建德、内史王悍劝谏赵王刘遂，刘遂把他们烧死了。齐王后悔了，违背约定，据城坚守。济北王的城墙坏了还没修好，他的郎中令劫持了他，济北王没办法发兵。胶西王和胶东王成为造反的首领，和菑川、济南一起攻打齐国，包围了临淄。赵王刘遂发兵驻守在赵国西部边境，想等吴、楚的军队一起前进，还派使者到北方联合匈奴一起出兵。
评论
汉景帝前三年，西汉局势可谓波谲云诡，各种矛盾交织，为“七国之乱”的爆发埋下伏笔，对西汉王朝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皇室内部关系看，景帝一句随意的传位之言，引发了诸多波澜。太后和梁王的态度，以及窦婴的直言反对，凸显出皇位传承问题在皇室中所引发的复杂矛盾。这不仅反映出当时皇位继承制度的不确定性，也揭示了皇室成员对权力的觊觎与争夺，这种内部矛盾为政治局势的不稳定埋下了种子。
在诸侯与中央的关系方面，吴王因太子之死与朝廷结怨，逐渐骄纵，加之朝廷长期的宽容，使得吴王势力不断膨胀。晁错敏锐地察觉到吴王的威胁，力主削藩，这一主张虽具有前瞻性，却直接引发了吴王的谋反。同时，胶西王等诸侯在各种因素的诱导下，纷纷响应吴王，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叛力量。这表明地方诸侯势力经过长期发展，已对中央政权构成严重威胁，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而各诸侯国国内也存在诸多问题。如楚国，从楚元王礼贤下士到刘戊的荒淫残暴，国内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致使内部矛盾激化，一些大臣因劝谏不成或离开或受辱，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诸侯国治理不善，为参与叛乱埋下隐患。
这一时期，西汉王朝处于内忧外患的关键节点。地方诸侯势力的膨胀与中央集权的矛盾亟待解决，而景帝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面临着诸多挑战。“七国之乱”的爆发，既是各种矛盾积累的结果，也成为西汉王朝政治格局调整的重要契机。如何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加强中央集权，稳定政治局势，成为摆在景帝面前的重大课题，也对后世王朝的政治制度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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