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成皇帝中元延四年（壬子，公元前9年）
开春正月，皇上照旧去了甘泉宫，给泰畤神办了祭祀。
中山王刘兴和定陶王刘欣都来京城朝见，有意思的是，中山王就带了个太傅，而定陶王把太傅、国相、中尉全带齐了。皇上瞅着奇怪，就问定陶王咋回事。定陶王答得特溜：“朝廷规定，诸侯王朝见天子，能带上国里二千石级别的官员。太傅、国相、中尉都是咱国的二千石，所以我就全带来了。” 皇上让他背《诗经》，他不仅背得滚瓜烂熟，还能讲解得头头是道。
后来皇上又问中山王：“你只带个太傅，是哪条法令规定的？” 中山王支支吾吾答不上来；让他背《尚书》，更是磕磕巴巴背不下去；皇上赐饭的时候，他光顾着吃，最后吃撑了；起身离席时，袜子带子还松了。皇上这下觉得中山王实在不太行，反倒觉得定陶王挺能干，老夸他有本事。
当时诸侯王里，就这俩人跟皇上最亲。定陶王的奶奶傅太后跟着孙子一起来朝见，偷偷给赵皇后、赵昭仪还有骠骑将军王根塞了不少好处。皇后、昭仪和王根见皇上没儿子，也想提前找个靠山，为长远打算，就都帮着定陶王说好话，劝皇上立他当继承人。皇上本来也觉得定陶王有才干，就给他举行了加冠礼，然后送他回国了，这年定陶王十七岁。
三月，皇上又去了河东，祭拜后土神。
关东地区掉下来两块陨石。
王根推荐了谷永，皇上把他召回来，任命为大司农。谷永之前上了四十多道奏折，内容颠来倒去，基本上都是盯着皇上和后宫说事；他跟王家是一伙的，皇上心里门儿清，所以也不太信任他。谷永当大司农刚一年多就病了，病了三个多月，皇上没批准他继续休假，直接把他免了职。过了几个月，谷永就去世了。
评论
这段记载生动展现了汉成帝时期的政治、外交与社会风貌。
边疆治理面临巨大挑战：乌孙内部的权力纷争（大小昆弥之争、刺杀与复仇）折射出西域诸国关系的脆弱性，汉朝虽试图通过册封、军事干预维持秩序，但“年年不得安宁”的局面，反映出边疆治理的巨大挑战。段会宗的行事风格极具戏剧性，以三十人深入乌孙斩杀番丘，面对数千骑兵围困时从容以汉朝威严震慑对方，既体现了个人胆识，也凸显了汉朝在西域的威慑力。其处理方式兼顾法理（诛杀首恶之子）与策略（避免激化矛盾），成为边疆外交的典型案例。
外交策略带有现实考量与矛盾：对康居的态度展现了汉朝外交的两难：郭舜指出康居“狂而黠”、缺乏诚意，建议断交，体现了对“礼仪”的重视；而朝廷最终选择维持关系，反映出拉拢远方势力以稳固西域格局的现实需求，这种“表面关系”暴露了大国外交中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乌孙与汉朝的羁绊（结盟却添麻烦），则说明西域诸国对汉朝而言，既是需要拉拢的盟友，也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边疆政策始终在“控制”与“安抚”之间摇摆。
皇位继承的伏笔与宫廷暗流：定陶王刘欣与中山王刘兴的对比（才学、礼仪、应对能力），看似是个人素质的差异，实则暗藏皇位继承的线索。傅太后通过行贿拉拢后宫与外戚（赵皇后、王根），揭示了外戚与后宫在储君废立中的关键作用，为后来刘欣继位（汉哀帝）埋下伏笔。成帝无子嗣的背景，使得诸侯王的表现成为争夺继承权的隐性战场，反映出汉代“国本”问题对政治走向的深远影响。
灾异观念与社会心态：岷山崩、江水竭等灾异，被刘向与周幽王时的岐山之变类比，将自然现象与王朝兴衰直接关联，体现了汉代“天人感应”思想的盛行。这种观念不仅影响士人的认知，也可能成为批评时政、警示统治者的工具。成帝为炫耀国力而大规模捕兽、让胡人徒手搏兽，看似是娱乐活动，实则是通过“展示武力”强化对边疆民族的心理震慑，但其劳民伤财的本质，也暴露了帝王好大喜功的一面。
人物群像中的权力生态：从段会宗的边疆建功，到郭舜的直言进谏，再到谷永因依附外戚而失势，不同人物的命运折射出汉代官场的生存逻辑：既有凭能力立足者，也有靠投机钻营者，而外戚（如王根）与后宫势力的交织，进一步复杂化了权力结构。成帝的角色相对模糊：既依赖外戚（王家），又对依附外戚者（谷永）有所警惕；既重视边疆稳定，又耽于个人享乐（如观赏搏兽），其统治风格的矛盾性，也为西汉后期的衰落埋下隐患。
总体而言，这段记载以事件为线，串联起边疆治理、外交博弈、宫廷斗争与社会观念，展现了汉成帝时期帝国边疆的持续动荡、外交策略的摇摆、继承人问题的隐忧等多面困境，以及传统思想（灾异观）对政治的深刻影响，为理解西汉中后期的衰落提供了具体而生动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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