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冰天雪地，寒风呼啸，白雪覆盖着北京整个城市，仿佛连时间都在这个寒冷的季节中停滞。
随着火车的轰鸣声逐渐减弱，列车缓缓驶入了北京站台。王至诚透过窗户，望见外面纷飞的雪花在寒风中舞动。列车的刹车声刺耳而清脆，伴随着一阵轻微的颤动，车轮在铁轨上停稳，最后一声叹息似的“咔嚓”响起，标志着旅程的结束。
站台上，寒风刺骨，白雪覆盖在铁轨上，犹如一层洁白的绒毯。王至诚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肩上的书画包，缓缓地走出了车厢。
站台上人来人往，旅客们匆匆忙忙，脸上写满了归属与期待，而他却在这生机勃勃的人潮中感受到了一丝孤独。
这里是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地方。脚下的雪发出轻微的咯吱声，透着一股厚重的文化底蕴。王至诚望向远处的协和医院，心中暗自祈祷，愿他的医术能够为梁启超带来一丝希望。
接着，他换搭一辆客车，直奔北京协和医院。
两年前，王至诚从《晨报》上读到梁启超发表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文中披露了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为协和医院辩护，力图为中医正名：“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时光荏苒，梁启超的病情愈加严重，他仍然拒绝中医的治疗，最终选择了协和医院。
此行的目的，除了是看望这位心中的偶像，王至诚更希望借此机会展示他的医术。梁启超的电报早已传至奉天大帅府的张学良，约见王至诚。对他而言，这既是一次承诺，也是一场挑战。
当他走进病房，目光在病床上游走，那里躺着的是他心目中的巨人。梁启超的夫人王桂荃，以及孩子们梁思诚、林徽因夫妇，还有四子梁思达、五子梁思礼、三女梁思颖、四女梁思宁，正围绕在床前，气氛凝重。
王至诚一声不响地站在门口，心中对梁启超的敬仰油然而生。
“思达，思颖、思宁、思礼。”梁启超微微睁开眼睛，声音虚弱却坚定。他把几个年纪小的儿女叫到床前，低声道：“学习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越多越急，不见得便会受益。”
此时，王至诚走了过去，心中满是崇敬。他想起1927年在北京清华学校聆听梁启超演讲“书法指导”的情景，热烈的掌声至今回响在耳畔。
梁启超精彩地演讲：“书法是最优美最便利的娱乐工具，可以让人独乐，也可以在任何时刻、任何地方练习。”这次难得的经历让王至诚对书法的热爱更为坚定，也让他明白了文化的传承与责任。
“至诚来啦，坐吧。”梁启超微笑着，仿佛在试图驱散那股病痛带来的阴霾。
王至诚激动地握住梁启超的手，认真说道：“听了您那次讲座，我明白了学习书法没有时间、区域的限制，我们需要穿越中国书法史，驰骋于大江南北。”
“大家误解了我的意思，‘新史学’并不是要抛弃传统。”梁启超言语间透露出他对文化传承的执着，“南帖北碑，书家应各取所长。”
王至诚看着他，心中既感动又惆怅：“您应该多休息。”
“您和超儿要好好的，为国为民！”梁启超突然提高了嗓门，随即又是一声绝望的长叹，“我将不久矣。”
王至诚的心如刀绞，他想起当年在日本帝国大学留学的经历，梁思诚对他的关心与帮助宛如亲生父母。此刻，他的声音变得坚定：“至诚想您活着，医好您的病！”
“至诚兄，你出来一下。”梁思成把王至诚叫到门外，神色凝重。
“您能医好父亲的病，您没看见父亲危在旦夕？”梁思成的声音中透着焦虑。
1928年11月27日，梁启超被紧急送往北京协和医院。经过柏格兰教授的亲自诊断，发现他的痰中隐藏着一种罕见的病毒，这让他的病情显得尤为棘手。
“你不记得我去日本留学时见到的伯父吗？他不是好好的吗？”王至诚问道，心中燃起一丝希望。
“我的父亲一直身体很好。”梁思成的声音压抑而无力。
“中医讲究对症下药，我观察了伯父的气色，他需要针灸和汤药配合治疗，坚持一段时间，方可控制。”王至诚试图说服梁思成。
“父亲由柏格兰教授亲自诊断，刘瑞恒医生主刀。”梁思成犹豫道，“父亲不是我一个人的父亲，我相信你，他们呢？”
“伯父面色苍白，形容枯槁，双目黯淡，像是经历着断食的折磨。”王至诚焦虑地说道。
“你怎么知道？”梁思成惊讶地问，似乎对于王至诚掌握的情况感到不可思议。
“父亲的病情一直保持沉默，甚至连我们都不知道。”林徽因缓缓走来，泪水盈满眼眶，“我和梁思成新婚不久，却不知公公是在硬撑着。”
“父亲在安慰我们，声称他的病情并不严重。”梁思成说，声音中透着无奈与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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