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方忽然传话来报——一支从前线溃退的散兵游勇涌入了城南，抢了两家铺子，伤了三个伙计，领头的是个逃兵什长，手里有枪。县保安团已经赶过去，但溃兵人多，双方正在南街对峙，枪都举起来了。
徐凤志翻身上马，枣红马嘶鸣一声，四蹄腾空穿过西街直奔南街而去。
南街十字路口乱成了一锅粥。溃兵和保安团隔着三十步对峙，溃兵的眼睛全是红的，衣衫不整，枪口乱晃，像是被炮火震散了所有纪律。县长站在保安团后面嗓子已经喊哑了，几个被抢了铺子的掌柜蹲在墙角抹眼泪。
徐凤志翻身下马。她没站到保安团后面，而是把配枪卸了放在马鞍上，空着手走到保安团前面，离溃兵群只剩十步之遥。布鞋踩在碎瓦砾上，每一步都不急不重，却让对面几十条枪的枪口齐刷刷抖了一下。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她开口，声音不高，但闹哄哄的南街一瞬间静了下来。
溃兵群里有人认出她来——五姨太，旅长夫人，铁梨花。这个名字在赵元庚的队伍里比军令还响。枪口开始往下垂，有几个溃兵偏过脸去不敢看她。
领头的什长还硬撑着嚷着要讨口饭吃。她扫了一眼缩在墙角的几个商铺伙计和地上砸烂的铺板，又看着那个什长，说：“讨饭可以，抢不行。这儿的铺子你看看多少家，哪个不是把伤病员当自家孩子照看？你们倒好，欺负到自己人头上了。”她往前走了两步，什长的枪口又往下垂了几分。“你们在战壕里累了、散了，我知道。可拿枪对着自己人，你问问手上的家伙，丢不丢人。”
溃兵群彻底安静了。什长的枪口在半空中僵了最后几息，终于彻底垂了下去。他身后的溃兵有的蹲在瓦砾堆上捂住了脸，有的别过头去拿袖子擦眼睛。她把枪从他身边拿开，交给赶来的保安团，开始清点人数、分发干粮、安排临时住处。被抢的货物一律归还原主，不得短缺；伤了的人由县衙出资医治，不许跟溃兵秋后算账。那个什长后来被收编进了赵元庚的预备队，逢人便说：“当时枪口对着她，她眼睛都没眨一下。旅长敢娶这种人，真是活腻歪了——后来我知道谁是活腻歪的那个了。”
虎头崖的秋天来得格外早。日军在鹰嘴岭和黑风口啃不动赵元庚的防线，调来两个联队绕过虎头崖直插后方。梁飞虎的电台收到消息时，日军先头部队已经摸到了山脚下。
他可以撤。别人都让他撤。独立营只有六十几个人，挡不住两个联队。但后方是来不及转移的野战医院和老百姓，还有冯政委带着的一支正在转移途中的干部队。
梁飞虎没有撤。他把电台交给通讯兵，带着六十几个兄弟守在虎头崖最窄的一段山道上。从凌晨打到黄昏，子弹打光了用石头砸，石头扔完了就拼刺刀。他的副营长腹部中弹，肠子流了一地，靠着一棵老松树还在朝山道上扔石头，嘴里喊着“大当家别管我”。梁飞虎把一个冲锋的日军军官捅翻在地，回头看了他一眼，没有冲过去救他，而是把腰间最后一颗手榴弹扔给了他。副营长接住了，咧嘴笑了一下，把引线拉掉，压在自己身下。梁飞虎没有再回头。
等到张吉安带着援兵赶到的时候，整个阵地上只剩梁飞虎一个人还站着。他浑身是血，靠在山壁上，几乎成了一个血人，手里攥着一杆卷了刃的刺刀。山道上下横七竖八躺着他的弟兄，六十几个独立营的兵，没有一个活下来的。
梁飞虎看着张吉安，用最后的力气说了一句话：“回去告诉赵元庚，他欠我一顿酒。”
然后他的身体顺着山壁滑了下去，坐在那里，再也没有动。
张吉安跪下来朝他磕了三个响头。跟张吉安上山的军医掰开梁飞虎攥着刺刀的手，五根手指冻僵了似的卡在刀柄上，军医掰不开，不敢再掰。张吉安哑着嗓子说：别掰了，就这么入殓。
梁飞虎的灵柩运回县城那天，满城百姓自发出来送葬。赵元庚站在城门口，看着那口没盖棺盖的棺材上了大路。梁飞虎的遗容被军医擦洗过，脸上的血污洗干净了，露出那道标志性的刀疤，安静地躺在棺中。赵元庚没哭，只是在棺边站了很久很久，然后摘下军帽放在棺盖上，亲自抬棺。从城门口到关帝庙，一里多地，他没停过一次。
走过南街的时候他看见徐凤志站在路边。她穿了一件青布褂子，袖子上别着白布，身旁站着牛旦，身后跟着一长串街坊。他们没有说话，她只是对他轻轻点了一下头。她的眼眶是红的。
那是他第一次见她红眼眶。不是因为自己受苦，是因为一个好人死了。他低下头，继续往前走了。
梁飞虎被追授为少将，葬在县城西南的忠烈祠旁边，坟头朝东，正对着虎头崖的方向。牛旦亲手刻的碑，碑上八个字：“老虎不死，只是归山”。
梁飞虎牺牲的消息让一个隐藏了多年的奸细浮出水面。
井三——胖丫从省城带回来的那个文质彬彬的丈夫，赵元庚亲手提拔的特别助理——在日军突袭虎头崖的当晚曾连夜离开县城，第二天一早又从城外若无其事地回来。井三并不清楚赵元庚刚刚变卖鸳鸯枕换了一整批装备，他接到的任务是另一桩：搜集晋陕防区的兵力布防图，同时打探鸳鸯枕的下落。他潜伏在赵家这么多年，始终没能接触到那个秘密——赵老太太的枕头，他从没靠近过。他不知道鸳鸯枕早已下山，换成了架在虎头崖上的四门山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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