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蹲在县城中学食堂后面的水沟边上，拿一根树枝拨弄水里的烂菜叶子。
这是他调回乡下的第三年。
三年里他换了三个学校，越换越偏远，最后这个学校离他老家只有八里地，骑自行车四十分钟，中间要过两个土坡。
下雨天路上全是泥，骑不动，只能推着走。
他农村娶的媳妇带着孩子住在老家，跟他爹娘挤一个院子。
婆媳天天吵架，他夹在中间，哪边都不敢得罪。
他不是没想过回上海。
他写过信，找过老同学，甚至给教育局递过申请。
但没有一个回音。那年头调动工作比登天还难，尤其是从乡下往城里调。
没人愿意跟他换。
他在上海那个教职是靠着“已婚、配偶为上海户口”拿到的，现在婚没结成，户口没了，谁还认他？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蹲在水沟边上拨弄烂菜叶子，等着食堂开饭的钟声响。
今天食堂的晚饭是窝窝头配咸菜，他吃了两个，喝了碗面汤，回到宿舍倒头就睡。土坯房冬天阴冷，春天返潮，被子永远带着一股霉味。
他把被子蒙在头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然后他做了个好梦。
梦里他在上海。
他站在一间明亮的教室里，黑板上写着他刚写下的板书，粉笔字工工整整。讲台下坐着一排排学生，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有人叫他“王老师”，声音里带着尊敬。
他穿着那件藏蓝色的中山装，口袋里插着钢笔，领口干净挺括。
窗外是上海秋天的梧桐树，金黄叶子落了一地。
下课铃响了。
他夹着讲义走出教学楼，门口遇见同事，人家笑着跟他打招呼：“王老师，明天教研室开会你别忘了。”
他点点头，语气里有分寸的矜持：“忘不了。”
他走在上海的马路上。
路是柏油铺的，路灯亮堂堂的，街边有卖糖炒栗子的，香气飘了一整条街。
他拐进弄堂，上了楼。推开门，家里灯亮着。厨房里传出炒菜的声响，客厅里两个孩子趴在小桌上写作业——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眉眼都像他。
男孩抬起头喊了一声“爸”，女孩跑过来抱住他的腿。
厨房里走出一个人。
是安娜。
不是那个后来嫁了海军军官、搬进军区大院的安娜。
是这个家里的安娜。
她穿着围裙，齐耳短发，脸上有一点油烟熏出的潮红。
她把菜端上桌，语气平淡却带着温度：“洗洗手吃饭。”
他在饭桌旁坐下。三菜一汤，有鱼有肉。安娜给他盛了碗饭，又给孩子夹菜。一家人围着桌子，灯光暖黄，饭菜冒着热气。他忽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老婆是上海姑娘，漂亮体面，带出去有面子。自己是大学老师，受人尊敬。儿女双全，学习成绩好。
房子虽然不大，但也是学校的福利分房。
他王贵，从一个河南农村的穷小子，爬到了今天。村里谁不羡慕？他爹在老家逢人就夸，他娘回回写信都说他是全村的骄傲。
他正得意着，门外忽然传来敲门声。
“王贵老师在家吗？我是教育局的。”
他开门，门外站着一个穿灰中山装的中年人，表情严肃。“王贵同志，有人举报你当年留城分配时虚报婚姻状况。经查属实。即日起调离本校，分配至——”
场景猛地一换。
他站在一条土路上。路两旁是光秃秃的庄稼地，风一刮，黄土面子扑了他一脸。路边有个破砖房，门口挂着块木头牌子，上面写着“某县某乡中心小学”。教室里十几个孩子趴在缺腿的课桌上写字，窗户玻璃碎了两块，风从窟窿里灌进来。
他在这个学校里教语文。一个月工资二十八块钱，比上海少了一半。宿舍是一间土坯房，下雨天漏水，被褥永远潮湿。食堂没有鱼没有肉，顿顿是窝窝头配咸菜。老家的亲戚隔三差五来找他，借钱，借住，托他办事。他办不了，他爹就骂他没出息。媳妇跟他吵架，嫌他没本事，嫌他把钱都贴给了老家。
他站在土路上，风把黄土面子吹得他睁不开眼。远处有人喊他——“王老师，你爹又来了。”他转过身，看见他爹骑着辆破自行车，后面驮着一麻袋红薯，远远地朝他挥手。
他想跑。但他迈不动腿。脚下的泥土变成了烂泥，越陷越深。
然后他醒了。
王贵从床上弹起来，后背全是冷汗。月光透过窗户纸照进来，照在被子上——不是上海家里那条松软的棉被，是这条盖了三年没拆洗过的、硬邦邦的旧被子。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脑子里还残留着梦里的画面。上海教室的灯光，路灯下的糖炒栗子，安娜围着围裙端上桌的三菜一汤，门口那个宣布调离的灰中山装，还有那条风一刮满脸黄土的土路。他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那个旧信封。信封里装着安娜的照片——被她媳妇撕成两半又被他拼回去的那张。月光太暗，他看不清照片上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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