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照片攥在手里，忽然觉得胸口堵得慌。一股气从丹田往上顶，顶到喉咙口，顶得他浑身发抖。他想起了梦里的那个自己——站在大学讲台上，西装笔挺，受人尊敬。那本来是他的人生。他差一点就过上了。就差那么一点。
她凭什么？她凭什么说不嫁就不嫁了？她凭什么看不上他？她是上海姑娘了不起吗？他好歹是大学老师，吃商品粮的——他想到这里，脑子忽然卡了一下。他早就不是大学老师了。他调回乡下以后职称降了，工资降了，编制从高教系统转到了普教系统。他现在是小学老师。十里八村唯一一个从上海调回来的小学老师。
这个念头像一根针，扎破了他心里最后那层遮羞布。他一掌拍在床沿上，脱口而出：“凭什么？我可是堂堂大学老师！”
声音在空荡荡的土坯房里转了一圈，又弹回来，砸在他自己耳朵里。屋子里很安静。房梁上掉下来一缕灰。月光照在墙角那摞没批完的作业本上，封面上印着“某县某乡中心小学”的字样。他张着嘴，保持着手拍床沿的姿势，忽然觉得那句话说得很可笑。很可笑。可笑到他嘴角抽了一下，又抽了一下。
然后他开始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笑得隔壁宿舍的老刘敲墙骂他深更半夜发什么神经。他停不下来。原来他瞧不上的那个穷酸生活，已经是他这辈子能摸到的最高的天花板了。
而那个他以为配不上他的上海姑娘，嫁给了海军军官，住进了军区大院。她再也不用在漏雨的土坯房里睡觉，再也不用蹲在楼道里借灯看书，再也不用捡菜场不要的菜叶子，再也不用为了一块钱的学费跟邻居借钱。而他，连做梦回到那个亮着灯的教室，都是妄想。
笑完了，他把脸埋在手心里，肩膀一抖一抖的。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在哭。
第二天一早，王贵跟学校请了三天病假。校长问他什么病，他没说。他骑了八里地的自行车回家，进门就钻进了里屋，把门从里面闩上。他媳妇在外面拍门，骂他发什么疯，他不理。
他翻出床底下那个旧箱子，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出来。大学毕业证书，已经发黄卷边了。上海某高校的工作证，照片上的他比现在年轻十岁，头发还是黑的。几张教案纸，上面是他当年写的板书提纲。还有那张被撕成两半又拼回去的安娜的照片。
他把这些东西在地上一字排开，盘腿坐在它们面前，像坐在一堆遗物面前。然后他拿起那个工作证，翻开，看着他年轻时的照片，一字一顿地说：“你是个大学老师。你是个大学老师。你本来应该——”他说不下去了。
他把工作证摔在地上，站起来在屋子里转圈。一圈，两圈，三圈，越转越快，嘴里念念有词。他媳妇趴在窗户上往里看，吓得脸都白了，转身就跑出去喊公婆。
王贵忽然停下来。他弯腰捡起那张安娜的照片，撕成四瓣，扔在地上踩了两脚。然后又把碎片捡起来，在手心里拼好，拼了两下拼不上，手抖得厉害。
他把碎片攥在手心里，坐在地上。
前世的那个自己——那个在大学讲台上站了大半辈子的王贵，那个被年轻女同事用崇拜目光注视的王贵，那个在上海分到了福利房、儿女双全、出门有人喊“王老师”的王贵——如果他真的存在过，如果那条路真的存在过，那他现在蹲在这个土坯房里，守着满地烂纸片子，到底算什么呢？
他媳妇带着公婆赶来的时候，王贵正坐在地上，用手指蘸着搪瓷缸子里的水，在泥地上写字。写一行，抹掉，再写一行。他爹走近了才看清，地上写的是一行粉笔字——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那字写得真漂亮。是他当年在上海练出来的板书功底。他写完了最后一个字，手指停在半空，然后低下头，额头抵在冰凉的地面上。
再也没有起来。
他没有疯。他只是不想再抬头了。地上凉丝丝的，比炕上舒服，比上海凉快，比梦里那条土路软和。他就那么趴着，像一只缩进了壳里的蜗牛。
他媳妇在门口哭天喊地，他爹骂他没出息，他娘坐在门槛上抹眼泪。他没有动。他说不清自己是气的还是悔的，也许两者都有，也许都没有。他只是忽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王贵了。这个在乡下小学教书的、一个月挣二十八块钱的、娶了个自己看不上的媳妇的、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上海的王贵。
月光又照进来的时候，他还趴在地上。月光照着满地碎照片和发黄的教案纸，照着那张写了一半就被抹掉的“春眠不觉晓”。搪瓷缸子里的水早就干了。
他把脸埋在手心里，低声说了句什么。声音闷闷的，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
“我是大学老师。”
然后他闭上了眼睛。这次没有再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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