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真的觉得麻烦，他是想证明自己不是花山院家的附庸。
但他没有想过，在玲子眼里，他每一次拖延、每一次暗示，都是在跟她讨价还价。
她父亲把女儿嫁给他、把他推上国会议员的位置，不是让他在那里跟花山院家讨价还价的。
这些事情每一件都能把一般人的婚姻画上句号。
出轨——句号。
私生女——句号。
对妻家的背信弃义——句号。
但他们没有。
原因他和她都心知肚明：他们本质上还是利益输送的关系。
她是花山院家的长女，代表着关西花山院家旗下好几家银行的授信权限和资产支持；他是国会议员，代表着在国会替花山院家说话的法案投票权。
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利益输送不能因为区区“夫妻感情破裂”就终止。
哪怕这段婚姻早就名存实亡，只要他们还在同一个户口本上，每个月例行的后援会聚餐、每个季度的选区活动、每年两次的银行股东闭门会，他和她还是会并肩站在一起，微笑着接受所有人投来的关于“模范夫妻”的恭维。
不是因为爱，是因为需要。
所以现在她忽然把这个维系了二十多年的利益共同体摆在台面上说要拆掉它，他不能不问为什么。
虽然问出口的时候他已经心里有了十多个答案，但他还是想亲耳听她说出来——也许是因为他想确认她是不是已经把所有这些答案都算过了，也许是因为他还抱着一丝侥幸，希望她只是暂时生气，希望她说的“离婚”和以前每一次在电话里争吵时喊的“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一样——只是气话。
但她没有回答。
她在沉默里把那些答案一一摊开，又不忍心一一念给他听。
所以他只能自己把自己最不愿意面对的那些事实重新翻出来数一遍——感情、出轨、私生女、背信弃义——每一项都足以给任何一段婚姻盖上棺木，而他和她，不过是靠着利益这条防腐剂才撑到今天。
九条正宗把手从门框上收回来，垂在身侧。
他的手指在轻微地发抖，但他用袖口的布料遮住了。
他花了大概几秒钟的时间把脑子里所有的情绪全部压下去——那些翻涌的、混乱的、让他想在起居室门口对着玲子嘶吼的冲动。
然后他开口，语调刻意放得很平，像是把一块被揉皱的布料在桌面上仔细地摊开、抹平、压住四个角。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布料底下藏着的东西并没有消失。
“九条玲子，你们家族下个月在关西那几家银行的金融产品审批还要重新走财务省那边的流程。
你们花山院育英基金今年在选区定向推荐的学生名额也会在下个季度交给文部科学省审核。
你觉得我不在那个位置上了，这些东西还能顺利通过吗。”
他说这段话的时候双手插在西装裤口袋里。
他可以感觉到自己掌心出了汗，把口袋内衬洇湿了一小片。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很明显：我们是利益纽带。
你要是把这个纽带剪断，花山院家在东京所有需要国会这边配合的事都会失去保护伞。
没人替你们在预算委员会上说话，没人替你们在金融厅那边疏通关系，你们家那几家银行在关西的竞争对手会趁机咬上来，你们家每年投在教育安置体系上的资金也会因为政策变动而重新洗牌。
这些事你一个人兜不住。
你父亲当年费了那么大力气把我推上去，就是为了让这些事有人兜底。
你现在要跟我离婚，是在拆你父亲当年亲手搭起来的桥。
九条玲子听完这段话，没有吭声。
她只是把手里的茶杯轻轻放在杯碟上，杯底碰到瓷碟时发出很细的摩擦声，然后她把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低头看着自己交叠的手指。
九条正宗把她的沉默理解为动摇。
他在心里轻轻松了口气，那种感觉很像在暴风雨里咬着牙把最后一块帆布系好，帆布鼓满了风，往他的方向压，但他还是站住了。
他告诉自己，她刚才只是在试探他——不是真的要离。
他还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争吵，具体原因他已经记不清了，大概是关于他连续很多个晚上都在外面应酬不回家，当时玲子也说了类似的狠话，说她不想再过这种日子了。
后来他去找她，在她面前认了错，她就再也没提过。
那次是这样，这次应该也是这样。
她只是需要发泄——需要对他进行某种惩罚——等这个阶段过了，一切还会恢复原样。
他们还会并肩出席花山院家银行的年度酒会，还会在选区后援会聚餐时一起微笑面对镜头。
他还在心里想着等一下该用什么措辞来缓和气氛，也许不需要措辞——只要他把话头转向龙崎真，提醒她龙崎真这种人迟早会给他们带来更多麻烦，她就会重新意识到她和他才是站在同一条利益链上的人。
九条玲子站起来，拿起茶几上那本还没看完的杂志，把杂志折好夹在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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