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萧瑟，吹拂着成都的大街小巷，万木凋零，一片肃杀。遥想建安二十四年，蜀汉人才济济，文臣武将各展其能，那番盛况如今想来，恍若隔世。
彼时的蜀汉，仿佛拥有无限的可能，而如今，却只剩下无尽的失落与迷茫。
三、民困国虚的现实
这些还仅仅是史料中可以直接反映出来的损失。
自刘备入蜀以来，连年征战，先是与刘璋争夺益州，而后又与曹操在汉中展开激烈厮杀，接着便是发动襄樊之战，最后又迎来了夷陵之战。
连绵的战火，使得军事开支浩繁无比，蜀汉早已出现了“甲兵不充”的困境。士兵的铠甲、兵器，军队的粮草、辎重，每一项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支撑。
夷陵之战，蜀汉不仅损兵折将，更重要的是，多年积攒的军资也丧失殆尽。大量的粮草被付之一炬，精良的兵器被敌人缴获，珍贵的物资在溃退中散落四方。要重建军队，从头打造兵器，囤积粮草，其耗费更是不知凡几。
诸葛亮执政之初，“民困国虚”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摆在蜀汉君臣面前，无比残酷的现实。百姓们在沉重的赋税和徭役下苦苦挣扎，国家的府库空空如也，蜀汉就像一艘在惊涛骇浪中摇曳的破船，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四、南中叛乱的爆发与东吴的阴影
祸不单行，正当诸葛亮为收拾这满目疮痍的河山而焦头烂额之际，南中地区——今天的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叛乱骤起。《三国志·李恢传》载：
“先主薨，高定恣睢于越巂，雍闿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牂牁。”
高定又作“高定元”，为“越巂叟帅”，“叟”是汉晋时期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泛称；
雍闿则是汉什邡侯雍齿之后，出身汉族豪强；
朱褒系朱提郡（治所在今云南昭通）人，原任牂牁郡（大致在今贵州境内）丞，后领太守，属于当地大姓。
雍闿的得力助手孟获，是朱提同乡，同样为“大姓”。
由此可见，这场叛乱并非传统印象中简单的“南蛮作乱”，而是一场由南中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豪强共同发动的全面叛乱。
若深入分析史料，便不难发现，南中大乱并非孤立存在，其背后有着极深的东吴背景。
《三国志·步骘传》载：“益州大姓雍闿等杀蜀所署太守正昂，与（士）燮相闻，求欲内附。骘因承制遣使宣恩抚纳……”
《三国志·张裔传》亦称：
“益州郡杀太守正昂，耆率雍闿恩信着于南土，使命周旋，远通孙权。乃以裔为益州太守，径往至郡。闿遂趑趄不宾，假鬼教曰：‘张府君如瓠壶，外虽泽而内实粗，不足杀，令缚与吴。’于是遂送裔于权。”
《步骘传》将这一事件系于延康元年（220年三月至十月）之前，大致当为建安二十四年事。
《张裔传》则称雍闿远通孙权发生于刘备生前。
易言之，在建安二十四年至章武二年之间，在南中地区威信卓着的豪族雍闿，便已与孙权打得火热。他甚至将蜀汉新任的益州太守张裔绑赴东吴。
孙权也投桃报李，不但授雍闿为永昌太守，更遣刘璋之子刘阐为益州刺史，驻扎于交州、益州边境。
一目了然，此时的雍闿，已然成为孙权的臣属。
而刘璋之子刘阐的出现，更是一个敏感的信号，它清晰地表明，南中叛乱正是孙权的谋划，抑或孙权至少扮演了火上浇油且趁火打劫的角色。
由此可见，虽然孙权在台面上与蜀汉使节往来，做出一副要缓和关系的姿态，但暗地里，他丝毫没有放弃“欲进图蜀”的野心。
蜀汉的白帝天险，有重兵把守，难以攻破，可南中地区却是蜀汉的软肋。一旦南中的叛乱蔓延到成都平原，孙权“极长江而有”的战略构想，便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极有可能变为现实。
五、危局下的绝望与希冀
蜀汉在大败之余又遭逢国丧，南中的大乱更是让蜀汉几乎丢失了一半的国土。
宿敌曹魏在北方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南下，给蜀汉致命一击。谁能料到，昔日的盟友孙权，此刻却在背后磨刀霍霍，企图从蜀汉的困境中渔利。
任谁站在建兴元年（223年）的旁观视角，都会觉得蜀汉大势已去。那“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苍凉景象，仿佛已然在眼前浮现。
然而，历史的精彩之处，往往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在这看似无解的危局之中，诸葛亮，这位被刘备寄予厚望的丞相，并没有放弃。
他深知蜀汉的艰难，但也明白自己肩上的责任。他开始运筹帷幄，一方面稳定内部局势，安抚民心，恢复生产；
另一方面，积极筹备，准备应对南中的叛乱，以及来自曹魏和东吴的威胁。蜀汉的命运，在这一刻，与诸葛亮的智慧和决心，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凛冬虽至，但只要心中的希望之火不灭，春天，或许终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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